大疫之下，20多个城市紧急推出楼市“救市”新政。

这符合我在《复工复产开始了，经济恢复有多难？》的预测：“疫情后，地方政府放松房地产调控的可能性大，会出台政策刺激地产保增长。”

疫情对地产的冲击

要不放大杠杆，快速跻身前30强，迈过千亿大关，依靠规模与商业银行、地方政府形成利益共同体。

于是，大型及中型地产商攻城略地、速战速决，将高周转玩到极致。

房地产高周转，是一种“大而不倒”的商业逻辑，本质上一种金融逻辑。

再看土地财政到了什么程度，土地财政依赖度超过100%的城市，有广州、武汉、南京、杭州、昆明、南宁、太原、长春。

表：各大城市土地财政依赖度，来源：网络公开数据，智本社

所以，政府救楼市，表面上救开发商，其实是在救银行、救财政。

这就相当于负重快速奔跑过浮桥，是停不下来的，一旦停下来则掉进河里。一旦销售终止或销售快速下降，新项目融资成本高企，同时支付利息的压力巨大。

那么，楼市非救不可吗？

到底该不该救楼市？

救助任何一个产业、一个市场或一家企业，都是对市场竞争规则的破坏，对其它企业、竞争对手及个人而言，都是不公平的。

斯密的追随者、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用“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解释的更清楚。

他曾经写过一篇反讽文章叫《蜡烛制造商关于禁止太阳光线的陈情书》。这篇文章说，阳光照射在地球上以后，蜡烛工人的工作减少了，所以蜡烛商希望国会议员阻止大家使用阳光。

其实，这不是少数人利益、大多数人利益的问题。这里面包含了一个深刻的市场理论，那就是私人契约。

市场竞争，不支持公共契约，不支持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不支持民主投票，只支持个体的私人利益。

什么意思？

当年，美联储的出资人是美国各大私人银行，从出资人的角度来说，它是一家“私人企业”。它成立的目的，便是为这些出资人（即各联储银行，后扩展到投资银行及大型集团）兜底，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在危机时施以援手。所以，美联储与联储银行之间其实属于私人契约。

所以，任何打着公共利益的救市政策，都值得警惕。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尤其不能刺激楼市。为什么？

原因有三：

一、刺激楼市，助长楼市泡沫化，加剧经济的脆弱性和风险。

受疫情冲击，信贷资金流向楼市的闸门在松动，降低首付比的口子打开，这些政策其实是在增加经济杠杆率。

近些年，中国投资收益率，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收益率持续下降。自2014年开始，央企及民企（上市公司）的投资率从40%左右下降到了20%左右。

为什么呢？

最近，山东、江苏、安徽、河南、贵州按下基建投资“快进键”，涉及投资规模逾万亿元，试图快速追回疫情的经济损失。

但是，当技术没有进步，持续追加投资的结果是，边际收益率持续下降。过剩的高速、机场等基建，带来的效益是负数的。

有人说，保楼市，是保信心。刺激楼市保增长，如抱薪救火，何来保信心。对有识者而言，这种观点，属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对无识者而言，这种观点，如谎报疫情，属瞒天过海、糊弄国人。

三是贫富差距扩大。

房子建起来，并不是有人买就是好事。楼市，是消费市场，也是投资市场。楼市火热，有可能是货币现象。

所以，刺激楼市可以给经济带来规模，但却无效益；给一部分人带来财富，但给另一部分人带来损失。

二、刺激楼市导致中国在贸易摩擦中更加被动，阻碍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大局。

过去一年多，中国楼市的调控主旋律是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严控信贷资金流向楼市。

为什么？

中美贸易战给中国楼市设置了高压线，房价继续上涨或泡沫继续扩大，汇率风险则更大，资金外流的风险也更大，进一步开放尤其是金融开放的压力就更大，中美贸易谈判就更加被动，宏观政策更加乏力。

今年1月份，中美签署了第一阶段的经贸协议，双方达成共识，维持汇率稳定，避免竞争性贬值，避免干预汇率，保持汇率市场的透明度。

如果释放货币，刺激楼市，泡沫增加，资产及货币贬值的压力增大，影响汇率的稳定性。这时，若逐渐开放金融市场，资本外流和汇率市场的风险难以预料。

有人觉得，保楼市实则稳增长，稳增长与促改革两不误。这种观点是理想主义的，阻碍了改革的进程。

如今只要发放货币能度日，刺激楼市能保增长，则无决心启动真正的改革，导致改革拖而不决。

所以，于理论于形势，于规律于问题，不可刺激楼市。

政府应该如何“救市”？

我曾在《返程高峰来了，该操心经济了》收尾处写道：

早在300多年前，古典主义先驱威廉·配第就在其著名的《赋税论》阐述了这一方法。

根据财政部与国资委制定的管理办法，中央企业红利的上缴分三种类型：烟草、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五个资源性行业，上缴比例为10%；钢铁、运输等一般竞争性企业上缴比例为5%。

我们对比一下其它国家，法国国企税后利润上缴国家50%，瑞典、丹麦、韩国等国国企利润需上缴1/3甚至2/3。

财政应该发放给高级人才作为住房补贴，还是投入到廉租房建设上？应该给比亚迪百亿补贴，给房地商补贴，还是应该给创业型企业、低收入者免税。

救灾与救市是两回事，干预市场与建设公共用品也是两回事，救灾和提供公共用品是政府的主要责任。公共财政，应该用在公共用品上，而非市场补贴上。

完善的公共用品，有助于我们抵御灾害及风险。这次疫情给我们一个重大的教训是，公共卫生系统建设不足、效率低下。

三、救市，重在改革开放。

目前，我们最担心的是，财政出钱，央行买单。

虽然这两个系统不可能一下子独立，但这是大势所趋，且到了不得不做的时候了。

央行与中央财政逐渐独立。

打破垄断的改革动力来自哪里？

开放！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是，开放倒逼改革。

三、逐渐降低利率，进而实现利率市场化。

人性相通，能靠颜值（印钱）混日子，谁愿意打怪练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