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正以超过50%的城市化率步入加速城市化的中期阶段，从世界经验来看，城市化已经再无退路。未来农村人口还将继续向城市转移，但当加速阶段结束时，我们的城市是如北欧那样的城乡经济共同发展、生态环境得到保护、社会健康和谐，还是如拉美那样劳动力集中到城市却大量失业、人口集中到城市却居住在贫民窟或者像法国巴黎那样在郊区地带聚集大量失业人群而暴乱频发。在中国城市化高歌猛进之时，已经出现大城市过度拥挤、乡村凋敝、工业地带的“半城市化”这“三极困境”。

　　大城市“爆棚”。当前，北京、上海等一线大城市呈“爆棚”之势，人口聚集度越来越高，城区向四周不断蔓延。尽管城市已快速铺设地铁交通网络，但城市交通压力依然严峻。2010年，北京曾因一场小雨出现140条道路同时拥堵的“壮观”景象。大城市的“马太效应”也带动了本地房价水涨船高、居高不下。更有成千上万刚刚走出校园的毕业生，徘徊在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形成规模庞大的“蚁族”。

　　乡村凋敝。在大城市“爆棚”的同时，中国的许多农村则是一派相反的景象：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使乡村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空心村、空壳村越来越多，乡村社会面临巨大危机。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已达2.3亿，比2010年增加828万。而全国妇联的调查结果指出，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有5800万，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占4000万。“三八六一九九”（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部队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值得各方的关注。

　　工业地带的“半城市化”。在大城市与农村之间，产生了大量各种类型的工业地带。这些地方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工业化的“发动机”。这些工业地带有些是在原有城市的郊区以特殊政策划出封闭管理的经开区、高新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有些是在远离大都市的地方，通过市场手段创造出市场经济“一镇一品”模式的县城和农村乡镇。例如，改革开放30多年来，江浙、福建、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凭借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在工业化的道路上率先发力，一举成为先富起来的“百强县”或“百强镇”。如果仅从经济指标方面衡量，广东的顺德、江苏的昆山、浙江的温州、福建的泉州等无疑都是中国县域经济的模范和榜样，也是各地努力学习和奋力追赶的目标。但目前这些工业地带正在面临几乎同样的“病症”，即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对产业发展的制约效应越来越明显，地区的综合竞争力和吸引力也在逐步弱化。同时，还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本地企业外迁、人才外流情况越发严重，产业升级乏力，劳工“原子化生存”方式使他们缺少与本地社会有效的交流等。

　　随着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和辐射能力的进一步增强，其对资金、技术、产业、信息的汇聚作用将得到更大的体现，刚刚毕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甘当“蚁族”也要“蜗居”在大城市。虽然百强县、百强镇有实力、有活力，但却没有魅力。快速的工业化与滞后的城市化形成巨大的张力，在社会发展中形成二元鸿沟，在城乡形态上造成大量“半城市化”地带。

　　破题的关键。中国人口和资源的基本性质，决定了中国城市化的趋势不可逆转。造成上述“三极困境”的核心是新兴产业的就业岗位和高品质的城市生活都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超大城市中。从当下到今后的30年看，破题的关键在于那些形形色色已经以工业化聚集了大量人口，但还处在公共设施不足、空间环境无趣、缺少城市认同的“半城市化”地带。

　　全国的经开区、高新区、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以及百强县、百强镇，都仅仅是经济“发动机”而非宜居城市，单纯的工业化已经走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此刻，若要成为这个转型时期的领跑者，就要反思这30多年取得的巨大成绩背后的问题，看到单纯工业化的不可持续性，下决心改弦更张，走出一条再城市化，或者称二次城市化、新型城市化之路，把一个个工业重镇建设成为有魅力、可持续的小城小镇，让城市中的“蚁族”有一个可以乐业安居的家，让那些接受到新技术和服务业训练的新生代农民工有一个用武之地，让大城市从拥挤中解脱出来，让中国这个“世界工厂”通过千百个充满魅力的小城扮演世界的设计室、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