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从国

一、25年改革的简单回顾

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今天的确接近天堂。改革开放以来的25年，是中国发展最快的25年。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曾经在最初的100年创造了“100年超过一切时代”的神话的话，中国人的确在短短的25年改革开放中，创造了远超过去所有时代总和的生产力。GDP翻了10倍，财政收入翻了近20倍，国家综合实力显著提高，国际地位显著上升。无疑，功劳归于伟大的历史巨人邓小平，归于伟大的改革开放。

然而，当我们用实事求是的眼光盘点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无比惊异的发现，支撑今天繁荣的支柱，主要是开放。而当我们又进一步探讨未来时，我们还认识到，中国要保持今天的繁荣，必须进一步改革，而且进一步的改革，将是对社会生产力史无前例的解放，从根本上快速推进中国的发展。

首先要从科学的角度，重新认识和强调什么是改革。对于改革的定义而言，我们最早的定义的确是非常到位的、准确的。上世纪80年代关于改革的大义是：改革，就是要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调整不适应经济基础的的上层建筑，使之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生产关系是看得见但摸不着的，而上层建筑则是看得见又摸得着的，因而，改革一开始的要求，就是要改革政府的管理体制，国家的治理方式。

25年来哪些范畴属于改革呢？细细盘点一下，改革开放以来的25年里，我们做了如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工作：

一是摒弃“阶级斗争为纲”，把执政党和政府工作的重心从“抓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一次历史性的飞跃。

二是不再坚持以公有制作为一统天下的、唯一的经济成分，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三是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

四是国有企业改革。

五是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

六是“政事分开”，即行政和事业单位分开，逐步将事业单位推向市场。

七是在摸索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

以上七条，第一条非常重要，但不属于改革，而是对极左的纠正。第二、三、四条属于改革的必然产品――微观基础的定位问题（严格来讲不属于改革）。真正属于改革的，是第五、六、七条。而在属于改革的这后三条中，做得最干脆的，是第五条“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而第六条，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交不重大。第七条呢，今天尚在建立之中，还没有突破性进展。

老家农村曾经有一个当年没考取大学、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生了四个孩子、被生活折磨得就像当年鲁迅笔下的润土一般的中学同学，在与我谈改革成果时说了一句话：“改革改革，除了白胡子老头、爷爷奶奶不再上班外，今天和文革前没有什么明显变化，如果说要还有什么变化的话，就是今天的干部与50年代没法比，太黑”。这话说得确实过了，但从百姓生活出发来看，我们的改革的确没有给他们强烈的创新感，今天的腐败的确已经严重败坏了政府的形象。

还必须指出的是，走市场经济道路，是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普遍的选择，是我们走了不该走的计划经济道路的一种适应性纠偏，或者说是对计划经济路线的纠正，不能说是改革。不能把走市场经济道路看成是对人民的恩赐，这只是一个社会整体性的选择而已。改革是针对政府而言的管理制度创新。这一点看不清楚，就没有真正理解改革。

二、今天的繁荣主要来自开放

说今天的繁荣主要是开放支撑的，理由如下：一是尽管农村承包制的确在一夜之间解决了中国农民吃饱肚子的问题，但一包20多年由于农村改革没有进一步明显的进展，当初改革的成果又在此后20多年的发展中不断淡化。改革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约为2：1，目前是达到4：1，有的学者认为达到了6：1。目前取消农业税，大大缓解了城乡收入差距比例的扩大，但真正解决农民问题从而解决“三农”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即便是今天，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仍然很牢固，农村社会发展仍然严重落后于城市的发展。二是处于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一直没有取得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的经济地位，国企今天的生存发展主要是靠垄断和政府保护实现的。从84年起国企改革先后经过了放权让利、两步利改税、承包制、股份制和目前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几个阶段。而在96年之前，国有企业的亏损一直是递增的。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民族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以简单粗放的工业化和大量消耗资源、毁坏环境为代价维系了最初的经济增长。今天的国有企业，虽然有几千个亿的利润，但主要是垄断经营带来的，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效益。走进今天的国有企业，你首先的感觉是他们比政府还要政府，其运行机制本质上与改革前的“国营企业”没有多少差别。正如国资委领导最近在谈到国企老板在薪酬上不要和私企老板相比的问题上指出的那样，国企领导是一个具有公务员和企业家双重身份，贷款有政府顶着，破产后对自己损失不大还可以异地照样做官，是一个没有风险压力的企业家。国企领导是这样一个角色，国有企业当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了。可以肯定地讲，国有企业一旦失去了垄断和政府的保护，就会在市场竞争中很快被淘汰。因此，如果说国有企业在今天的繁荣中还有一定的作用的话，这个作用最少可以说不是积极的、合理的、持久的。三是民族资本尽管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但由于其发展时间短加之其特殊的尴尬地位，不可能成为支撑今天繁荣的主要支柱。中国今天的民族资本，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资本体。其本身是一部复杂的学问，这里不多加研究。但其目前最少有如下几个特征。即寻租的重灾区、腐败的中间体、政策上受歧视。四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大师的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的引入，是今天繁荣主要的、积极的因素。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国有企业是大面积亏损，而且亏损面和亏损额是算术级数上升的。这说明国有企业改革此前的所有招数都没有效果。即放权、让利、两步利改税、承包制、股份制试验都没有在切实提高国有企业效率上凑效。而96年后国有企业之所以效益还过得去，主要利益于垄断和政府保护。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靠垄断和政府保护的繁荣，是以牺牲其他市场主体利益为代价的，其对经济的支撑是畸形的，不可能长久的。据不完全统计，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引进外资累计大约为6000亿美元，这些外资以其优良的品质，在中国目前以加工业为支柱的产业结构中取得了绝对的核心地位。在当前11万亿的GDP构成中，外资的贡献率已高达40%左右。更重要的是，随着外资进入而来的高新技术，可以说全面渗透到了我国加工制造业的方方面面，并在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主导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外来技术，中国今天的加工制造业要全线崩溃。今天大街上满街跑的汽车，90%以上的主要部件是技术引进或直接进口部件生产的。不客气地讲，把全中国所有的民族的加工技术集成起来，也许可以生产出几辆奔驰车，但绝不可能批量生产。必须承认，现代科学技术的诞生地不在中国而在欧洲，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民族知识智慧库里，只有儒学、易经、中医、唐诗宋词等与现代加工业没有多少关系的东西，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加工业主要是奠定在西方现代科技文明的引进基础之上的。因此，以加工业为支柱的中国经济今天的繁荣，主要是开放的结果。

把支撑今天中国繁荣的几个因素按重要性集资排列下来，首要因素是外资及其先进技术，其次是国有企业的垄断利润，第三是民族资本的适当成果。毫无疑问，外资和西方先进技术支撑了我们今天的繁荣。但发达国家资本的输出，不是来普渡众生的，其本身是民族竞争实力比较的实现形式。发达国家的核心技术，是不会给你中国人的。中国吸引发达国家的，主要是资源、市场和环境容量。就是说，主要靠外资和外来技术支撑的繁荣，是有代价的。

三、繁荣的代价极为沉重

我近两年来专门对中国经济发展代价问题作了专门研究（博客中国转载了其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走绿色现代化之路》的专门文章），其结果是相当惊人的，那就是我们为了今天暂时的繁荣，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资源危急、环境危机、社会危险（下称“三危”，注意不是“三围”）。

――资源危急。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但同时又是资源贫国。国土面积占世界第三，但1/3是沙漠、戈壁、冰川和石山，属于无法利用的土地。人均耕地1.43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一半国土缺水，2/3的城市供水不足。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总量约占世界的12%，但是人均占有量不足，约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一半，列世界第53位。然而，就是在我们这个资源贫国，对资源的消耗浪费却是世界一流的。如土地耗费。 1996年到2003年，耕地从人均1．59亩减到1．43亩，8年间锐减了一成。照这样的速度，过不了5年就会突破国家规划用地的最低线。又如，我国万元GDP的能耗超过发达国家3-11倍。建国50多年来，我国的GDP增长了10多倍，但矿产资源的消耗增长了40多倍。有资料显示，照目前的消耗速度，我国45种主要矿产只有6种能支撑过2020年，石油天然气储量最多可支撑30－50年，煤炭最多只够耗100年。目前我国资源对外依存度已快速升高，石油、铁矿石已到50％以上，铜、铝等重要金属的比例更高。而与资源贫乏消耗大浪费严重对外依赖度上升相对应的，恰恰是我国人口在以每年约1300万速度增长。人与资源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环境危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我国没有全面、详细、准确的污染统计数据。这里，只就我们搜集的现有的、并且比较保守的数据说话。简单罗列如下：（1）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高。近年全国每年排放二氧化硫约2000万吨，排放量全球第一。二氧化碳排放全球第二。废水排放高达450亿吨（其中工业废水、生活废水各占一半）。（2）水环境污染严重。七大水系干流中，只有约50%的断面达到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城市河段70％受到了严重污染。（3）城市空气污染严重。约有65%的城市超过国家空气环境质量标准，处于中度或严重污染状态。位列全世界前10位空气质量最差的城市中，我国占8个。（4）工业固体废物和城市生活垃圾污染严重。近年全国年排放约3500万吨，其中有200多万吨危险废物直接向环境排放。城市生活垃圾年生产量约15亿吨，并且每年以10%的再度递增，其中只有少数垃圾经过无害化处理，大多数堆放在城市周围，二次污染极为严重。（5）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农村土地面源污染、有毒有害有机污染问题日渐突出。（6）酸雨面积接近国土的1／3。（7）国土荒漠化以每年2600 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北向东南推进。（8）食物污染严重。城市居民餐桌上的食品，90%以上受过直接间接的污染，有害物质含量都超出国际标准。中国的环境危机，已严重影响了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据报载，淮河边上已经出现了几个“癌症村”，天津也出现了类似的“癌症村”，都是污染直接带来的。而且，有关组织的调查数据表明，中国由于城市空气污染，呼吸道系统的疾病呈直线上升趋势，全国癌症的发病率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不要说发达国家）。中国人已经深陷污染难以自拨了。

――社会危险。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腐败严重、弱势群体权益保障不充分和治安问题恶化等社会问题，已经非常突出。

四、真实的改革不能再徘徊

改革，本意是管理制度的创新，改革的目标，只能是政府。纵观中国25年的改革史，我们发现，改革不是从政府着手，一开始是从农村、企业着手改。而农民和工人，本身不是改革的对象。因此我们说，我们改革的顺序一开始就有问题。改革顺序而言，应该是自上而下的，由政府到民间依次推进的。我国的改革，是反序的改革，是从老百姓开始改。老百姓本身是管理的对象，管理体制的改革怎么能从工人、农民开始呢。不要小瞧秩序问题。改革的顺序错了，就相当于在医院动手术顺序错了一样，后果是很严重的。医院做外科手术，按顺序是先要打麻药，后开刀。而如果是先开刀再打麻药，我的老天爷，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呀。有的老百姓是这们评价我们的改革的：软的改了，硬的没有改；好改的都改了，不好改的一点也没有改；能改的都改了，不能改的想改也改不动；国企改革是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到头来还是没改出效益来；不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都改了，触动既得利益的一点也没改，而且改不了。

当然，中国的现代化，是从农业社会起步的，发展中必然有资源环境的一定牺牲。但如果信息对称的话，决不至于形成今天这样的严重后果。反过来讲，如果中国人知道必须要用上述“三危”危机去换取今天的繁荣的话，老百姓一定不会干。中国的资源、环境和社会问题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与改革严重滞后没有与开放并进、互动是有直接关系的。目前，中国入关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开放的速度正在进一步加快，而如果我们的改革还不能到位的话，仍旧照目前这样拖拖拉拉、畏首畏尾的徘徊不前的话，可以断定今后的发展还会在“三危”基础上增加新的矛盾和问题。

而如果中国的改革能在短时间里取得突破性进展，即在政府管理制度方面得到突破性进展的话，中国目前的“三危”困境是有望解决的。中国的市场经济，现在是除了垄断，就没有个规矩和原则。而垄断和无规则，正好是压制中国民族产业发展最大的祸首，也是淡化甚至扭曲中央政府决策、使国家宏观调控永远处于被动应付局面不能对国民经济发展作出科学安排的最大障碍。中国人具有和善、勤劳、勇敢、智慧、忍辱负重的优秀品质。这些品质一旦与一个良好的制度结合起来，就会变成当代世界最有活力的物质力量，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观就会自然形成，中国社会的发展就一定是科学的、合理的、最佳的、尽可能快的发展。一句话，真实的改革，制度的创新，对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将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解放。中国的发展，无可限量。

而要怎样才能实现真实的改革呢，的确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但只是制度设计方面的技术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应是政府考虑的问题，作为百姓，没有资格谈这类问题。如果政府本身不打算解决这些问题，或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也没有请老百姓帮助研究研究，我们就不方便侈谈国是了。

草成此文，不成体统，只期抛砖引玉。敬请伟大无比的博客兄弟们批评，指教。

（文章来自：贵州博士网 2006-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