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边际效率递减，指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推进所能带来的效果越来越小。而当其所带来的问题比效果还大时，这个改革就自我否定了。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边际效率递减，不是今天才发生的，而是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非常明显地发生了。只不过是90年代以来不断进入的外资进入及其随之而来的宏量的西方现代科技文明成果所支撑的繁荣，掩盖并淡化了这种效率递减趋势造成的负面影响。而今天，经济体制改革的边际效率接近零甚至是负数了，国家可持续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没有新一轮变革性的改革，国家前途难以想象。

   从真实的改革开放实践看（不能用文件提法或意识形态去检验改革），25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大体上做了以下几件大事情：一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土地承包，虽然没有解决“耕者有其田”的问题，但解决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问题，一夜之间从根子上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二是打破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所有制格局，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在一定的条件发展，目前非国有经济比重差不多是“四分天下有其三”。三是公有制经济被迫大退却。公有制经济中，全民所有制企业体制上从“国营”改为“国有”，战线上由于其低效率的本性几乎全线挡不住的绝大面积亏损而全面退却；集体所有制企业亦由于上述原因政府负重不堪目前已基本推向社会并自行转型消亡。“国有”企业现在是保留了一些，其中盈利的部分主要是靠各种资源垄断和政府保护生存，不盈利的部分迟早或正在被削掉。目前很少有不靠政府而独立在市场中盈利的国有企业。即便有，也是长不了的。四是有条件地对外开放，从产品、技术、资金、贸易不断开放直到加入WTO。五是大中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建立。

   为适应以上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的社会发展的强烈要求，进行了一些政治体制改革，其最重要的成果有五条：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阶级斗争为纲”；二是废除领导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三是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四是把能推向市场的事业单位推向市场；五是创造了“一国两制”中国国家的制度模式。

说经济体制改革边际效率递减，表现太多太多，只举下面四条：

   一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从上世纪80年代推行承包制后，农民很快解决了吃饱问题。但这一成就很快就在80年代中后期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农村乱收费滥摊派中被大部抵销。加之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数亿民工不断恶化的生存状况，基本上抵消了承包制的伟大功绩。而直到跨入新千年之前，农村改革 一直没有创新。只是到04年提出并在一些地方取消了农业税后，才缓解了“三农”问题继续恶化的趋势。

   二是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停留在实行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个关键点上，10多年没有进展，今后也看不出能有进展的迹象。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的承包制改革，因阻挡不了国企效率大滑坡、大面亏损的局面，政府做便力图通过实施股权多元化加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式来保持强大的国有经济战线。于是93年开始全面推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工作。而到今天，主管单位变来变去，监督单位牌子翻来翻去，政企关系仍然难分难解。国企的法人治理结构这个现代企业制度基础性的问题今天仍然没有解决，而且就其内部连“新三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与“老三会”（职工大会、工会、党委会）这样非常简单的问题都还在扯皮。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0年有余了，没有有感觉的创新。而真正解决大问题的，却是通过“抓大放小”，把效益不好立不住的推出体制外。

   三是可持续发展危机已经出现。高速的经济增长快撑不住了，高速运转的经济不知能不能找到地方着陆。巨额、庞大、刚性增长的财政预算，逼着经济高速增长。而因高速增长的GDP又主要建立（没有选择）在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基础上，资源环境问题暴现已经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正如国家环保局所说的那样，“人口资源环境循环已达支撑极限”。今天，全国上下到处是“三荒”，即电荒、煤荒、油荒。

   四是社会危险，民怨沸腾。社会不公、贫富两极分化、弱势群体增多、腐败严重蔓延、治安问题恶化，人民群众政治民主权利要求呼声越来越高等等。

   此前的经济体制改革直接推动的高增长，已经被上述问题基本否定了，难以为继。我曾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走绿色现代化之路”（博客1月中旬日、周点击率第一）、以及《瞭望》（04年第40期）封面文章刊登的“绿色现代化”专题主题文章中把当前的形势描述为“三危”，即资源危急、环境危机、社会危险。

   上述“三危”加“三荒”，充分说明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边际效率不能再下滑了，否则，改革的负面影响将大于正面效果，使改革得不偿失。

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对推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无能为力了呢？其原因在于，此前的经济体制改革，都是在政府权力调整这个较低级的层面进行的，并没有真正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社会各阶层各利益集团的利益还没能按市场经济原则重新洗牌。

中国社会往前走的路有两条：一条是继续按照既定政策走，任资源环境社会问题恶化，通过转移视线等手段掩盖矛盾，把百姓的利益放在一边；另一条路就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掀起更高一级的社会变革。但走后一条路，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会相当之大，老百姓作为既得利益的对立面只拥有既失利益也帮不上忙。

   必须高度强调，比单纯经济体制改革更高一级的社会变革，不是迄今为止所推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层次的简单深入和改革面的机械扩展，而是要从比权力调整更高一级的“社会治理结构”层次着手，推动全面的社会改革,.这就要求进一步的改革，必须把改革的重点全面高速到建立法治国家，建立法治社会这个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基点上来。改革的对象是政府，目标是国家法治化。至于采取什么手段，是政府的事，老百姓既没有办的权利也没有办的义务，想办也办不了办不成。

   实现全面社会变革所要达到的目标，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与将近100年前的“五四”运动打出的民主、科学的呼声是一致的。民主、科学、法治、共和，我们100年前就在拼命追求了。真是千呼万唤不出来。然而，必定会出来。

   全面的社会改革能否成功，是中国是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前一段一些迹象似乎在表明，新一轮的改革很快会到来。如在意识形态方面，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建立法治政府等等。又如在政策措施方面，废除对人权极不尊重的针对弱者的“收容遣送”制度，强调维护弱者权利（如追讨民工工资、强调民工权益等），取消农业税，严惩腐败等。所有这些，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非常非常的激励和希望，炎黄子孙仿佛感觉到：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会产生一次伟大的升华与飞跃；历史会出现某种带有生命气息转机，全进入一个诀别传统社会治理结构或崭新历史拐点，产生一个历史的“分野”。

   当然，中国的事情，好事多磨，这个民族的每一小点进步，都是在不断反复的磨合中一寸一寸往前移的。国大家难当，要用世界十分之一的资源，养活五分之一的人口，而且从来历史包袱沉重，外面的世界又都是艰难险阻，难啊难，难于上青天。

   我们在思考这个国家，我们在期望这个国家。我们希望国家往好处发展，给可以用眼睛看这篇文章的人们一个良好的交待，让我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们，还有发展的条件。

（作者李从国博士曾与世界著名经济学大师劳伦斯•克莱恩等6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道，作为全球第一部经济发展宣言――《世界经济发展宣言》的起草修订人，在国内首先提出并开创了《绿色现代化》论坛  2006-0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