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从国际到国内已经吵闹了两三年。我国绝大多数专家学者、金融界首脑、政府发言人、国家领导人的结论是保持稳定，不赞成升值，要等待时机成熟，完善制度，甚至列举出人民币升值的20种恶果，引用频率最高的当数“广场协议”。好像人民币升值如洪水猛兽，大祸临头，好像“广场协议”带给日本的是经济灾难。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对“广场协议”与人民币升值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作出澄清。

一、“广场协议”的起因

20世纪70年代，世界第2次石油危机造成美国严重通货膨胀，高额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威胁美国经济稳定。1985年9月，由美国提议，英、法、德、日参加，5国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开会，达成5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有秩序使世界各国主要货币对美元升值，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协议，简称“广场协议”。

首先，我们要明白，“广场协议”并不是针对日元升值，而是针对美元贬值。

其次，“广场协议”要求世界各国主要货币“有秩序”升值，而不单是日元升值，不是被逼升值，更不是升得越高越好。

二、日元升值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巨大好处

谈到日元升值，人们更多谈的是泡沫经济；股市和地价上涨；外贸和出口受挫；金融和货币政策失灵；经济衰退等等。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1985年日元升值给日本经济带来的是巨大发展机遇和成就，忽视了这次日元升值在日本经济中的重大意义。

1、极大提高了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元升值后，日本GDP在世界经济发展组织的比重由1984年11.6%上升为1988年26.5%，人均GDP1987年超过美国。一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岛国，经济崩溃后长时间才得以恢复的战败国，总面积不及中国云南省的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一极。

2、日元升值确立了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即使后来欧元加入，日元仍然是国际4大货币之一。

3、日元升值帮助日本克服了资源和经济结构、金融制度的制约。日本经济发展受制于资源和美国控制，其金融制度僵化，产业结构问题深重。政府曾经采取许多改革措施都不能凑效。而日元升值，恰好给这些改革和突围带来了机会，有了“本钱”，成为改革的催化剂。

4、以日元升值为契机，日本对外投资大幅度增加，在海外购置资产，建立生产基地，海外纯资产迅速增加。1986年达1804亿美元，超过老牌扩张帝国英国（1465亿），跃居世界第一。2002年，日本海外纯资产14338亿美元，比日元升值前1984年增长了18倍。

5、日本人民享受到了战后40年努力奋斗，发展经济创造的成果。无论是国家、企业和个人，都从日元升值中享受到投资、赚钱和消费的好处。

三、日本政府在日元升值中的成功与失误

“广场协议”之前，日本发生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所有条件几乎全部具备：

l       日本经济在美国的操控和保护下，经过10多年高速发展，生产过剩，通货膨胀显露狰狞。

l       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出口成为日本经济的主要来源，而几乎所有原材料依赖进口。石油能源和各种原材料价格上涨，日美贸易磨擦不断，使对外依存为主的日本经济遭受到空前压力和打击。

l       金融制度僵化，外汇管理低效，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和股市等投机市场。房地产和股市的泡沫转化为银行的大量呆账坏账，这些损失最终都转嫁到了每个企业和每一个公民身上。

因此我认为，“广场协议”之后日本政府最大的成功，是变被动为主动，利用日元升值机会，消除和缓解了来自于国际国内给日本经济造成的各种危机，成功登上了世界经济大国宝座。

日本政府在日元升值中的最大失误，是过于傲慢和自信：

l       “广场协议”希望日元“有秩序”“升值30%”。但是仅仅一年时间，日元升值1倍。1987年2月“卢浮协议”5国政府决定将汇率稳定在当时水平，而日元一直升到1989年初。最高时升值3倍多。升值幅度之大，速度之快，绝无仅有，这为日本经济新的不稳定埋下隐患。

l       日本政府在日元升值后曾经5次降低银行利息，极力扩大投资规模，制造经济景气，企图拉动内需，结果造成虚涨。银行为大量呆账坏账所累，致使政府拉动内需的努力落空。

l       “广场协议”美国的目标是，改善自己的经济和金融状况，减低日本的贸易顺差和发展速度，但是这两个目标都落空。日元升值前日本贸易顺差为350亿美元，升值后的1985年、1988年、1992年分别达到461亿、775亿、1066亿美元。外汇储备也从1984年263亿，增加到1990年的770亿，2000年3616亿，2003年5600多亿美元。

l       迅速扩大的货币不能被企业吸收消化，原有的产业结构饱和，新型产业没有给予引导支持，大量资金流向投机市场，更加深了经济泡沫。而同时期本币升值的英、法、德、意等国，却没有出现严重泡沫，没有发生日本90年代的经济衰退。这说明，经济泡沫、经济衰退，同货币升值并没有必然联系。问题出在日本政府过度傲慢自信，应对措施失误，事与愿违。

四、日元升值给人民币升值的启示

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同“广场协议”时的日本，有惊人的相似：

1．中国政府推进外汇市场化改革10年，外贸经济在GDP中所占比例，从1994年40%上升到2004年70%，中国对外经济依赖程度之大，高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国际经济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波及国内经济。

2．近20多年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然而，1994年开始，商品经济连续9年走低，除2003年国际油价和国内农业政策性价格上涨外，物价一直低下。2004年公布600种商品供求状况表明，近3年中国几乎没有需大于求的商品，这预示由于分配不合理导致内需不足和生产过剩危机随时可能发生。

3．中国政府采用的是“钉住美元”汇率政策，后来加入了港、日、英、欧等12种货币，外汇交易中也选择了7家外国银行。这同中国自己的金融制度和货币政策产生了严重冲撞。同时，美元对世界各主要货币已经连续3年下跌。如果继续下跌不能扭转，将直接影响对美最大出口国中国，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出现生产停滞型危机。中国银行系统大量呆账坏账的存在，金融制度和应变效能低下，更增加了解决所有危机的难度和复杂性。

日元升值的成功和失误提示我们：

第一，人民币币值长期被低估，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准严重失衡偏离，是不争的事实。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增长，经济实力大增，是美国经济增速的3倍。但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11年不变，27年不升，甚至跟随美元对世界其他货币的贬值而贬值。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努力奋斗，发展经济所创造的价值，人民的劳动成果，却被汇率冲消了，贱卖了，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人民币本币长期低估，真正受益的是他国，受损的是本国，是人民。

因此，人民币升值不能简单理解为对进出口企业和出国旅游有利，受益的是中国所有企业，是国家整体经济，是每一个中国公民。任何理由都可以压低人民不升值，但是中国经济直至每一个公民需要为此付出代价。压低失衡越久代价就越大，长期压低就需要付出沉重代价。

第二，人民币长期偏离经济发展，不仅对外贸易不公平，受到外贸国越来越多的指责、限制和打击，更重要的是对国内企业也不公平。政府对出口企业退税、补贴，冲减低汇率损失的做法，实际上是变相鼓励企业不公平竞争，鼓励低价恶性竞争，削弱了企业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和升级，创立自主知识产权，获取合理生产利润，提高员工劳动保障和福利（许多企业根本没有）等能力，以及这些能力所需要的资金保证。实质上，削弱了中国企业的长远竞争力。

有人说，周边国家希望人民币保持稳定，又有人说，不能屈服于大国的压力使人民币升值。我认为，用这种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极端的幼稚和愚蠢，恰恰是中了别人的间计。

第三，日元升值当初，日本经济和财政均处在上升时期，顺境之中。日本经济快速发展中碰到难题，如经济结构、金融制度、货币政策，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过剩，通货膨胀，产品升级等，都在升值中得到了较好解决和缓解。但是，发生“金融危机”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比索危机”的墨西哥，是在经济状况恶化时被迫应对同样的问题，结果就大不相同了，经济倒退15~20年。因此，对待人民币升值，主动比被迫好，财政和经济状况上升的时候比恶化时候好，宜早不宜迟，千万不能等到危机到来才动手，越早升值越有利。

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时机成熟”，“ 完善制度”，“宏观调控完成”，这种理想状态是永远等不来的！

第四，中国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均面临“双重压力”和“双重危机”，并且危机正在迫近，后退和回避是没有出路的。金融体制改革同人民币汇率改革一样，躲避也是没有出路的。人民币升值，有助于缓解这些压力和危机，也使金融体制改革和汇率改革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

第五，渐进式的人民币升值和汇率改革，符合市场规律，符合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符合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也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人民币币值长期失衡被低估，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承认。国外经济学家测算方法和结果各不相同，从10％～1倍不等。

我认为，近10年人民币有升值1倍的空间。2006年升值10％（即人民币对美元为7.50：1），2010年之前再升值40％（人民币对美元为6.00：1），2015年之前再升值40％（人民币对美元为4.50：1），不仅完全可能，而且是适合的。

第六，人民币升值，本来只是货币政策中的一件平常事，但是它折射出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预示中国经济正处在重大战略性转折关头。这里，机遇和风险共存，我们既不能因为有机会而轻视风险，更不能因为风险而放弃机会。

五、人民币升值与房地产业

我认为，中国20世纪基本完成工业化之后，21世纪在继续城镇化过程中，已经迈入了经济货币化和资本化进程。21世纪前20年，要形成类似欧美发达国家20世纪末稳定的经济结构，以金融资本为主导，以后工业化产业资本为基础的经济强国。在这重大战略性转变时期，中央的宏观调控正确有效与否，至关重要。

第一，   房地产业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头戏

房地产业在中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几年，尽管政府三令五申压缩，降温，但是它在国家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和作用不容忽视。2003年，房地产投资10106亿人民币，占全社会总投资51500亿的19.6%，2004年，房地产投资13158亿，占全社会总投资22.5%，2005年第一季度仍然高居21.13%，其中，超过30%的就有14个省市。上海、北京等主要城市，房地产投资比例高达50%以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教授比喻：“房地产要挟整个中国经济，如果房地产崩溃，整个国家经济就可能发生危机。”当前，房地产问题最大，影响全局，中央宏观调控，重点当然在房地产业。

第二，   货币在房地产调控中初试锋芒

2003年的房地产过热，实际上2000年就已见端倪。起因（根源）是地方政府以“招商引资”为名大量违规批地，制造城市短期繁荣；企业则“以地套现”从银行抵押套取大量资金。其结果是失地农民进一步增加，农业连续4年负增长，资源和环境状况恶化，银行呆账坏账急升，由于分配不合理造成的城乡差别、贫富差别、区域差别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高达6：1，为世界之最。

面对一系列严重问题，中央首先下达121号文件，严令停止征占耕地。但到2003年底，耕地面积仍然减少200万公顷以上，粮食产量降到1990年以来最低。

紧接着，政府通过银行提高房地产贷款条件，希望收紧“银根”，使房地产降温。结果事与愿违，地价和房价空前高涨。

为此，国务院紧急召开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稳定房价的8条措施，把房价问题提高到政治高度，建立政府问责制强行压制。然而民众、媒体、房地产界反馈回来的一致信息是，效果有限！

于是，中央政府再次出台“七部委新政”：调高房地产贷款利率；征收购房不足2年者5%转让交易税；无偿收回满2年未开发土地；支持经济适用房建设；在严禁征占耕地前提下，对流通性差和投资不发达地区的土地供量放松限制等等。

至此，房价地价爆涨势头才得到初步遏制，并有开始回落迹象。

回顾这次政府对房地产过热的调控过程，可以看到，所有的行政的、非经济的，哪怕是通过经济部门下达的行政命令，实际效果都是十分有限的。以货币为手段，运用市场规律和机制，宏观调控才有可能凑效。

第三，人民币升值对房地产业的影响变数

2006年，是中国银行系统对外开放的最后一年，所剩时间已经不多。人民币升值以及同它紧密相连的汇率改革、金融改革等，至今仍然迟迟不明朗。

汇率改革无非两种可能。一是同欧美发达国家完全接轨的自由浮动，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和金融体系远不适应。二是有条件自由浮动，即同国际接轨的独立汇率制度，将“钉住美元”改为“钉住两三种货币”而不是“一揽子货币”。总之，现行的固定汇率制度肯定没有出路，会在飞速发展的经济运行中碰得头破血流。

人民币升值，只是时间问题，越晚越被动，越晚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越大。如果拖到2006年底与银行对外开放同步进行，所付出的代价可能大到无法计算。

人民币升值对房地产业影响的变数：

第一：利率。房地产是当前极端过热的产业，政府当然希望借助加息降温，但举动一定是轻微的。其原因（1）加息受损的首先是需要住房的工薪阶层，而不是富裕阶层和炒家；（2）加息过大会加大人民币继续升值压力；（3）在新型产业没有形成国家经济支柱之前，房地产业下滑，直接影响国家GDP指数、财政收入和就业率。

第二：“热钱”。即国内外投资和投机资金。据央行上海分行统计，2004年，外国流入国内房地产市场共有222亿人民币。今年1~3月，海外基金在国内房地产的投放量已经超过2004年全年。此外，据说这次存放香港银行等待人民币升值的国外资金超过数百亿港币。其实，这些“热钱”到底有多少，通过黑市进入国内又有多少，它与真正购房者形成的比例是多少，至今无法准确统计。但是，站在国家经济货币化、资本化的战略高度看，这些“热钱”绝对不能拒绝，应该举双手欢迎。它既是我国未来金融资本的组成部分，也是当前国家经济战略性转变和人民币升值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武器，犹如“草船借箭”。当然，如何“借箭”而不被箭射杀，如何操控“热钱”而不被烫手，是需要智慧和能力的。所以，不排除政府金融操控能力低下和缺乏自信心等方面的因素，打击而不是运用“热钱”,这是很可惜可悲的。

第三：税收。除了已经出台的交易营业税，尚未出台的配套措施还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楚。我认为这是人民币升值对房地产界影响较大的因素。因为：（1）它压缩的是房地产投资商、投机商的合法收益或非法收益，并不涉及真正购房者；（2）符合以货币手段调控产业结构，让房地产逐步降温而不是骤降；（3）有利于调控不合理分配，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广大民众居住和福利，缩小贫富差别；（4）有利于房地产业利润获取同其他支柱产业逐步均衡；（5）打击投机资金同时，对房产销售产生很大压力。

第四：行政干预。宏观上，政府想让房地产降温，具体实施方面，又不能让它降温太快。所以局部看，不稳定状况时时闪现；总体上看，近几年房地产市场是稳定的。可以肯定，人民币升值以后，中央政府决心按照经济规律推进货币化和资本化不会逆转。然而在推进过程中，往往会因为中央职能部门的效率问题，地方政府的利益保护主义，腐败等问题而发生偏差，或者推进困难，不得不采取非经济的行政干预措施。这是人民币升值对房地产业影响最大、变数最大的因素。这种行政干预市场，行政和经济手段并用的现象，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发生过，这次房地产降温发生过，今后仍然可能发生。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估计和准备。行政干预对房地产业来说，影响无论正面负面，事情无论大小，它对市场的持续影响力，对投资者和购房者信心的冲击周期，不可低估。

第五：升值预期。自从人们对人民币升值和房地产市场看好，升值预期就一直伴随着房地产业。如何运用升值预期，将潜在投资者和消费者，转化为项目的合作伙伴和顾客，实现项目的最大盈利目标，是我们值得研究的课题。

六、货币化和资本化进程中的房地产业

以人民币升值为先导，拉开中国货币改革、汇率改革、金融制度改革的帷幕，将成为中国经济货币化和资本化进程的标志。它给房地产业带来振荡、冲击和变革将是巨大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房地产企业相互之间的竞争，以及同其他行业的竞争，已经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种生产方式上展开。也就是说，我们所处的新经济时代，已经不同于过去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单一的实体经济在今天的市场竞争中已经越来越感到落后，体力不支，赚钱少，发展慢，难敌对手。以房地产为例，10年前、15年前，甚至20年前，就是采用买地、规划设计、施工、销售、结算这种单一的生产方式。现在看来，已经落伍，生存和发展空间越来越小。当今的房地产巨头，无不都是近十年八年之内壮大起来的新手，可谓“异军突起”，“脱颖而出”。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既不是房地产专业出身，也不是金融专门人才，但不得不承认，他们是现代房地产业的操盘高手。他们对经济货币化、资本化的感悟较早，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操作游刃有余。资料显示， 2000年全球虚拟经济总量已达160万亿美元，是全球实体经济总量30万亿的5倍。有人统计，1993年~1994年中国房地产第一轮高潮中，有90%的房地产企业现已销声匿迹。又有人预计，这一轮房地产高潮过后，还会有60%~70%的房地产企业倒闭。因此，开阔视野和思维，学习研究现代经济新知识，特别是现代金融知识，掌握市场发展变化特征，不断提高企业自身的经营水平，吸纳先进人才和先进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经营能力，才能在未来市场中站立取胜。

2、重视资本的流向，包括国际资本、国内资本及游资。无论是提高企业资本质量，提高资金增值率，还是项目资产和资源优化组合，缺的都是钱。国家经济货币化、资本化进程中，无论是体制改革、汇率改革、宏观调控、人民币升值，缩小“三大差别”，缺的也是钱。有能力有战略眼光的政府，不怕钱多，不怕资金大进，关键是控制好大出，再多的“热钱”和“炒家”也冲击不跨中国经济。目前，许多国际著名机构投资者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有的正在等待人民币升值进入。如JP摩根富林明资产管理机构，华安基金管理公司等。国内机构投资者也在酝酿之中。对于房地产企业，它带给我们的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3、关注房地产相关产业、交叉产业和房地产分支。在货币化、资本化作用下，房地产业内部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如新出现的出租公寓；分时度假酒店；旅游地产；商业地产；被剥离被边缘化的可盘活资产；可以资本量化和向良性转化的资产；有区域差别但资本流通性好的地产；区域经济策划、投资、开发、招商的“机构投资者”等等。虽然无法准确划分他们哪些属于房地产业，哪些不是，但是，不要小看这些不起眼项目。应该利用寻找项目的一切可能机会，探讨多种投资方式和生产方式合作，首先求得项目前瞻性可行性突破，有把握时再组织实施。千万不要错过货币化、资本化所带给我们的商机。

（作者：徐布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