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儿志在四方”是儿时的一个理想萌芽，但自己的理想究竟是什么，至今仍是模糊的。

   小学、初中阶段正值文革时期，张铁生、黄帅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交白卷上大学是心目中的英雄。这人生的黄金段，我根本不思考自己的前途，更不考虑主宰自己的命运，只是按照老师家长的要求，做他们心目中好学生、好孩子。那时，根本没有接受梯级教育的思想和打算：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只是像父母常在口中唠叨的“多学点文化，回家会算帐，不被人欺负”，也许这就是当时的理想。

   高中阶段，应该说是中国一个春天的到来。这个阶段，校园里有三类人：一类是只争朝夕、争分夺秒、挑灯夜战、光宗耀祖的高考拼命三郎；二类是有成为优秀学生的愿望，也为之努力，但缺乏科学的学习方法，更缺乏理想信念的支撑，导致他们学习时紧时松，基础不牢，甚至还有几分听信天命“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思想。另一类是蒙蒙胧胧、浑浑浊浊、顺其自然。我属于第二类。

   我的黄金时代就是在这样的思想下度过的，有生活环境的原因，主要是自身的原因。父母对我没有一点压力，也没对我抱任何幻想和希望。尽管我小学、初中、高中几乎年年都是三好生、学生干部，但他们无动于衷。甚至是在我努力上进还是听天由命的思想斗争中，在一次从黎平回八舟的山路上，父亲对我说：“胖子（小名），老辈们都讲，八舟门前的‘仙人岩’太高了，挡住了寨门，拦住了人们的出路。我思想着“仙人岩”，它的确是高高耸立于寨门前，像一扇顶天立地、牢不可破的铁门......这对本来就有天命观的我来说，“仙人岩”则成了阻止我人生奋斗的、甚至认为是不可逾越的拦路虎。“仙人岩”给我的人生蒙上了阴影，也使我找到了听信天命安排自己命运的理由和原因。

   “仙人岩”未能挡住我的前途思想的重新树立，是从我一位表兄那里得到的启示和信心。他初中不毕业就从军，从连部文书干到了军部文职干部。在我们之中我暗暗作了比较：家庭环境相似，文化基础我不比他差。可他一直表露自己要当一名出色的记者，要有一定分量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见面，还振振有辞、雄心勃勃还要当什么作家。他想得很多，想得很远，想得很高。当时，在我心中这些都是笑料。但从他的实践到他的成果，我从中得到启示：一个有作为的人，理想和目标的确定是成功的基础。只要持之以恒，作不懈的努力，目标总会实现。他今天在乡间，明天就有可能成为北京城里赫赫有名的人物。从表兄身上我看到了自己希望，87年自考我发现了自己的潜力，找到了学习的方法和成功的基本经验。从我这些思想发展过程来看，与同龄人比我属懂事迟、成熟晚的一类。

   在十年的教育生涯中，思想不稳定，总想跳槽。其间，萌生了一个新的理想：从事司法工作或当一名律师。

   91年下乡从事行政工作，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特别是儿时作为一名农家子弟萌生的对干部的形象要求，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规范约束我的一言一行。面对这一方父老乡亲，开始思考土地、思考农民、思考农业、思考农村、思考贫困......这种责任感，随着时间的推移，逾来逾觉得重于泰山。

   这时我开始调整和确定了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工作目标，调整自己的生活观、事业观、价值观。

  ——生活观：生活要素有度，身体是本钱，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知己永远是人生苦与乐的支柱，心胸宽广，善解人意。

  ——事业观：孜孜不倦，做终身学生；与时俱进，有探索牺牲精神；以人为本，做官先做人，既不懈努力，又不刻意追求。

  ——价值观：追求“我做过的事、工作过的地方，多数人说这人德能勤绩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