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了声里，“七月半”又到了。“七月半”是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一个民间祭奠去世亲人的传统节日——祭祖节或叫“鬼节”，印象里除了缭绕的香烟、闪动着烛光的烧包仪式寄托着沉郁的怀念之情外，带着节日色彩的便是晚上孩子们举着点燃的“香瓜”游戏和节日的美食荷叶粑了。

  小时候，不谙世事，为贪口福，总盼着“七月半”的到来，因为“七月半”时，伯妈总会做好多又香、又甜的荷叶粑。

   荷叶粑，主料是糯米，用紫叶煮出紫红色的汁液后，将糯米放入汁液中浸泡一夜，第二天和水上磨推成浆，用布袋子吊挂起来晾干，因此，荷叶粑又名吊浆粑。和面时稍加点甜味剂，制成淡紫色的面胚待用。馅料十分讲究，一般是将花生、黄豆、芝麻、引子炒熟，待冷却后捣碎，伴以红糖，香甜可口，甜而不腻。采来盛夏生长的芭蕉叶，洗净、晾干，撕成一尺见方的长方块，在叶子的反面抹上菜油。把面胚摊开，包上馅，搓成三寸左右的圆条，包在蕉叶里，折成长方型，两头叠好，码上笼，蒸二十分钟，待笼上大气蒸腾，蕉叶的清香溢满屋子时，荷叶粑便做好了。

   那时，荷叶粑一上笼，我们几个孩子就眼巴巴地守着，还殷勤地在一旁帮着给大灶添柴，在满屋的香味里咽着口水耐心地等待。当伯妈揭开笼盖，在满屋的蒸气里，孩子们总是欢呼雀跃着，喜滋滋地摸一摸、嗅一嗅，这时伯妈总是说：“心急吃不得热豆腐，要耐心等到冷了才能吃，不然会烫着嘴巴。”于是，我们耐心地等呀等，终于等到荷叶粑温温热的时候，才在伯妈慈爱的目光中尽情享受荷叶粑的香甜。

   在外工作多年，每每“七月半”前后，伯妈总会想法托同乡捎来荷叶粑，那一年一度的美食，竟在我们和伯妈之间浓浓的亲情和牵挂里，渐渐地化成了解不开的乡愁。

伯妈是我小时候的保姆，一个小县城边的农家妇女，因我的外婆在国外，极少见面，从小我就一直把伯妈当外婆。说起“伯妈”这个称呼，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呢。我父母五十年代从广东到贵州工作时，对贵州南部少数民族的风俗不了解，这里的乡亲们习惯于在称呼别人时把自己降低一个辈份，以自家孩子的口吻称呼对方，以表示尊敬和谦逊。因此，小时候妈妈称伯妈为“伯妈”，于是我也跟着叫，那时伯妈已经六十来岁了，应称“婆婆”的，后来意识到弄错了辈份，我们就改口叫婆婆，而伯妈却说太别扭，不同意改口，于是便将错就错，以至于后来我们都成了伯妈的儿女。由于弄错了辈份，伯妈也不好称呼我的父母，于是就叫我父亲作“邓老师”，称我母亲为“金同志”。

伯妈目不识丁，却是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在伯妈家里，我们从小就受到待人接物方面严格而传统的训练。比如女孩要笑不露齿、给长辈盛饭要用双手，吃饭时不要讲话、不要发出声音，挟菜时不能乱翻，要有礼貌，见了长辈要主动打招呼，来了客人要端茶送水，有长辈在座时不能跷脚等等，甚至吃饭时按辈份该坐哪个位子都有交待，这些训练让我们在日后的生活中受益匪浅。

伯妈家，是我记忆中最美、最温馨的家园。在那个“运动”频繁、物资匮乏的年代，由于父母工作忙，便把我和妹妹寄养在伯妈家里。伯妈家里还有老伯伯和一个未出嫁的二女儿芬姐，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大姐家的儿子小国，他是伯妈唯一的外孙。伯妈家十分贫穷，却十分的洁净、温馨而秀美。四间茅屋，一个农家小院，右边是厨房，门前有一棵水杉、几棵合欢树，枝叶藤蔓盘在一起编成一个篱笆墙，时常有喇叭花探出头来。院子的傍边有一个吊脚楼似的猪圈，总养着几头肥猪，旁边连着一片竹林，微风吹过摇摆的竹子发出“哗哗”的声响，傍晚一群群归巢的麻雀总在竹林里叽叽喳喳飞来飞去。在院子正前方的保坎下是篱笆围起的一畦菜园，菜园里有一丛桅子花，还有凤仙花和成片的太阳花，园边有几株黄果树，里边种了一些紫芽姜和魔芋，说是菜园倒更像花圃。屋后的菜园里种满各种蔬菜，还有一棵高大的柿子树，柿子红了的时候伯妈会采下来，当我们做了好事或是有什么进步时柿子就成了我们的奖品。冬天围在火坑边，老树桩燃起突明突暗的火苗，茶罐嗞嗞地冒着热气，老伯一边抽着长烟杆，一边讲神奇的故事，伯妈总在一旁默默的纳着鞋底。

伯妈忠厚、善良，视我们姊妹如同己出，她是我生命中最尊敬和爱戴的人。伯妈很疼爱我们，有什么好吃的，总为我们留着，伯妈会不时地从她穿的父母装的胸前衣袋里，变魔术似的掏出一个鸡蛋，或是几颗糖果，或是一把花生，这时我们就会欢呼雀跃，或是赖在伯妈的怀里分享，她总挂着慈祥的笑容。有时候东西少分不过来，她便会给我和妹妹悄悄地留着，有一次家里杀了一只鸡，只有两只鸡腿，分不过来，伯妈就把我和妹妹带到后院，悄悄塞给我们一人一只鸡腿吃，小国知道后，又哭又闹。直到成年后，每每想起这件事，就会充满了感激并夹杂着温馨和歉疚的感觉。

伯妈很勤劳。每天除了带我们仨，还要操持家务，养猪、种菜，管一家人的吃喝，样样都管得井井有条，把我们和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伯妈在八十多岁时还养猪、种菜，操持家务，每次看着她驼得差不多成九十度的身躯，心里就隐隐作痛，总抢着帮她干活，而她却说她一天不干活就难过。或许是因伯妈的原故，我们都很热爱劳动，读书后每每放假，都会去帮伯妈干些农活。

伯妈的人生十分坎坷，人却十分乐观豁达和善良，她的言传身教，培养了我们善良、朴实的品质和乐观、豁达的性格。她出生在山里的一个小地主家里，因为是女孩，从小家里就把她当佣人使唤，长大后父亲为与城里人攀亲，把她嫁到小县城里一户有钱的人家，解放前她生了十一个子女，因没有医疗条件，只存活了一个，因此，婆婆说她命硬，对她不好，丈夫去世后，她带着唯一幸存的女儿离开了婆婆家。解放后嫁给了老伯，又生了一个女儿。她没有名字，跟夫姓，叫龚李氏。缠着小脚，驼着背，人很瘦弱，性格却很开朗。她很善良，有乡下的亲戚来赶场，都乐意到她家里来歇脚，她总热情地张罗饭菜，每有讨饭的人上门，她也总要给一点吃食。

伯妈虽然与我们无血缘关系，但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在我们的心中，伯妈就是自己的亲外婆。家里不管是谁出差回来，父母的礼物可以不买，但是，伯妈的礼物是不会少的。记得我最小的弟弟，平日里都是哥哥姐姐让着他，他很少考虑到别人，在他读五年级时到州里参加象棋比赛，获奖金十元，他便用五元钱卖了一部《静静的顿河》，用五元钱卖了给伯妈的糖果。伯妈是我离开家乡后，对故乡最大的牵挂。我们四兄妹长大后都在外地工作，父母退休后也被接到我们生活的城市，只要有人回去，我总会给伯妈捎去一些食品，或是带点钱或衣物，为了让伯妈能常与我们通话，在九十年代初妹妹就给她安装了电话，我们也时常回去看她。

伯妈对我们的爱是无私而博大的。小时候我们穿的布鞋都是伯妈做的，直到她老眼昏花，做不了针线为止。她每年都要养几头肥猪过年，杀年猪时是我们大饱口福的时候，我们吃得越多，她越高兴，有一次妹妹竟然因吃了太多的油渣呕吐不止，吓坏了伯妈。有一件事令我难忘，我在贵阳读书时放寒假回家，返校的前一晚伯妈来看我，七十多岁的老人拄着拐杖，艰难地迈着一双缠过的小脚，临走时伯妈在胸襟的衣袋里摸索了半天，摸出一个布包，打开一层又一层的手帕，里面露出一卷一毛两毛的角票，一共是二元钱，伯妈把还带着体温的钱硬塞进我的衣袋里。我知道伯妈自从我们姊妹离开她家以后就再没有给人看孩子，没有了经济来源，我不忍心要她的钱，硬把钱塞进伯妈的衣袋里，伯妈装着很生气的样子，继而又哄着我说：“拿好，我有钱，这钱是我带你们的时候你妈给的。”那一刻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小时候我有一个朴素的愿望：等我长大以后赚了钱就给伯妈买盐巴、辣子。在后来的日子里，因为经济能力有限，逢年过节给伯妈一点零花钱用，她总怕增加我的负担，每次都推来推去，不肯收下，即便收下也舍不得用。直到她临终时还交待她的孙媳妇：她怀里还有我带给她的三百元钱。因了她在弥留之际对我的挂念，因了没能在她病危时去看她一眼，这便成了我心中永远的伤痛。古话说：尽孝要赶早。在伯妈去世后我才真正领会了其中的含义。

在伯妈家的童年时光，她的勤劳、朴实、善良、乐观，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的性格和人生观的形成。伯妈不仅教会我们如何做人，也培养了我们对伯妈所做美食的偏爱，比如伯妈做的老酸菜、伯妈做的剪粉、伯妈做的豆豉等等。如今伯妈不在了，好象那荷叶粑也再不如伯妈做的香甜。可我仍然感激那些给我带荷叶粑的乡亲，因为那清香的、甜甜的滋味，正好像一剂良药，慰藉我愧疚的心灵、滋润我对伯妈无尽的怀念和悠悠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