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企业界和学术界，对“儒商”这一经济文化群体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儒商”这一概念是如何提出的？“儒商”的内涵应该如何界定呢？“儒商”与儒学到底有什么联系呢？现代儒商人格的特质又是什么呢？这些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和探讨。
一、 儒商概念的提出和界定
“儒商”这一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 在先秦文献中，虽有“儒”与“商”的名词，但还未提出“儒商”这一概念。春秋末年，工商业尚不发达，在政治上亦尚未构成对统治者的威胁。所以，统治者可以做到“通商惠工”（《左传》）和“通商宽农”（《国语》）。当时, 除了“工商食官”外，自由市场和自由商人也相当活跃。士、农、工、商是不分高低厚薄的，彼此之间也是可以相通的。当时人们根据工商业者的道德品格，把道德高尚的商人称之为“诚贾”或“良商”。《管子·乘马》篇指出：“非诚贾不得食于贾”，即认为缺乏诚信的商人，是无资格从事商业活动的。《战国策·赵策》亦指出：“夫良商不与人争买卖之贾，而谨司时。”即认为品德高尚的商人从不与人斤斤计较买卖的价钱，而是善于观察和把握商机。如越国大夫范蠡辞官后居陶地，“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德也。”周人白圭善于“乐观时变”，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策略，并且认为“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是不可能成为富商的。孔子的得意门徒子贡本是卫国的商人，后从孔子学习儒学。由于子贡善于预测市场供求关系，虽不受命于官府，也能“亿则屡中”而成为富商。正如王充在《论衡·知实》篇所云：“子贡善居积，意（推测）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子贡不只是一位富商，还是一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货殖列传》）足见，子贡在诸候眼里的社会地位是何等之高。他不但积极从事商业和社会政治活动，还以他的雄厚财力到处宣扬孔子和儒家学说。正如司马迁所云：“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史记·货殖列传》）可以说，子贡不愧是中国儒商的鼻祖。司马迁根据先秦商人的品德高低，又把他们分成“廉贾”（“良贾”）与“贪贾”两种，指出“贪贾三之，良贾五之”，即认为贪得无厌的商人，一年长途贩运三次，高价出售商品，以获取厚利；有良心的商人，一年长途贩运五次，多跑多销，只获薄利，故“廉贾归富”。从上述可知，从先秦至汉初，人们尚未把有道德有智慧的商人誉为“儒商”，只是把他们称之为“诚贾”、“良商”或“廉贾”。在这里，把“诚”、“良”、“廉”这些富有道德意义的概念与“商”结合在一起，并且在某些商人那里也能自觉地把“儒”与“商”两种职业集于一身（如子贡），这说明当时“儒”与“商”之间是可以相融相通的，并非是完全对立和排斥的。这是“儒”与“商”的初步结合。
但是，从西汉以降，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其士大夫，基于巩固以农业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及其政治统治, 都把“重农抑商”和“右儒左贾”的理念奉为金科玉律。他们把儒者视为道德高尚、博学多才的君子，而把商人则说成唯利是图、道德卑下的小人，“儒”与“商”是两个截然对立的范畴。在“儒”与“商”严重分离与排斥的封建社会，要把“儒”与“商”相结合，提出“儒商”这一概念是不可能的。
中国封建社会步入明中叶后，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人们开始冲破“重农抑商”和“右儒左贾”的思想壁垒，开始从“重农抑商”到“工商皆本”, 从“四民相分”到“四民相混”的人生价值观念的转变，方可使大批士大夫投身于工商业中，逐步出现了“弃儒就商”的历史潮流，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十大商帮：即徽商、晋商、陕西商、泉漳商、宁绍商、粤商、江右商、龙游商、临清商等以地域儒学文化为特征的商帮群体，其中最为突出的有徽商、晋商、江右商、临清商等。同时，也出现了诸如徽商中的宽厚仁德的程维宗，守信重义的汪福光、吴南坡，礼贤济贫的黄莹，以诚取胜的汪通保，薄利多销的程封，公正无欺的黄崇德，亦聚亦散的汪拱乾，墨业巨商胡开文；晋商中的尚仁尚德李明性、范世逵、杨继美、王海峰等；江右商中的重贾道、重义气的胡钟、李春华、梁懋竹，守乡情、守诺言的刘永庆, 讲道义、守信用的左文升等。这些著名商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或由儒而贾，或由贾而商，都能自学地把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同工商业结合起来，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观念。使自己成为义利合一的“儒贾”。他们都能够“用儒意而通积著之理”（明·陆树声：《陆文定公集》卷七），“藉令服商贾而仁义存焉”，使自己成为“商名儒行”（《歙县疏塘黄氏宗谱》卷五）即“贾为厚利，儒为高名”的商人。在明清文献中，虽出现了许多“商名儒行”的商人，但还未见到“儒商”的提法，只有如“士商”、“儒贾”、“商贾”等相近的提法。如明·李晋德的《商贾一览醒迷》，清·吴中孚的《商贾要览》，明·憺漪子的《士商要览》等 。“儒贾”、“士贾”等概念在明清文献中的出现，正是明清社会和价值观念转型的思想反映，也是“儒”与“商”的进一步结合。
中国跨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在“实业救国“的旗帜下，涌现了一大批民族工商实业家。其中最具代表性人物有近代民族工业的开山鼻祖陈启源，中国民族工业的先驱郑观应，“红顶商人”胡雪岩，状元实业家张謇，一品三代封典巨贾王炽，民族工商业巨子刘鸿生，航运救国企业家卢作孚，“荣氏家族”创始人荣宗敬、荣德生，化学家范旭东等。在他们身上, 已初步具备了近代儒商的典型品格。一方面，他们在经营之道上，突显儒家的道德观念和人生价值，重视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提倡“超个人成功”和“超赚钱主义”的新道德，十分重视廉洁自律的个人道德修养。另一方面，他们根据时代精神和现代工商业的要求。对传统道德也作出了改造和修正，主张实现近代科学管理。这些近代工商实业家虽具备“儒商”的特质，但当时是否称他们为“儒商”，我在近代文献中尚未查到，不敢妄言，只好存而不论。
虽然，从明清以来提出了“儒贾”、“士贾”等概念，近代社会也出现了诸如胡雪岩、卢作孚、荣德生等儒商，但是真正对“儒商”这一经济文化群体进行科学研究，则始于二十世纪后半期。当代儒商既包括20世纪40年代以来海外华人企业家，也包括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崛起的新型企业家。前者在潘亚暾等著的《儒商列传》中列举了40多位，大多数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国以及香港、台湾和澳门等地的著名华商，其中除了荣毅仁、王光英、董建华、何厚铧、霍英东、马万祺等“商而优则仕”官方人物外，大多数是“儒”与“商”相结合的新型企业家, 如陈嘉庚、李嘉诚、曾宪梓、包玉刚、邵逸夫、王永庆等。随着中国大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批知识分子“下海”，使千百万科技人才和国家干部进入了市场经济的主战场。随着四通、联想、方正、紫光、海尔、长虹、科隆、华讯等高科技企业的崛起，也涌现出了一大批知名的企业家，如王选、柳传志、倪润峰、张瑞敏等。这些著名的企业家不管是海外华商还是国内新型企业家，都是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和中国经济崛起的带头人。这必然会向世人提出一个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经济的崛起的文化动因是什么？在探讨和回答这一问题中，人们不难发现他们都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不但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吸取了许多人生智慧和管理之道，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在他们的个人气质、人格魅力和思维方式上也都程度不同地带有儒家思想的印记。人们将他们经商的秘诀归功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将他们誉为“儒商”。 他们自己也打出“儒商”旗号，以“儒商”自诩。于是，“儒商”这一概念也就应运而生，成为现代社会注意的热门话题了。不但在海内外成立了不少儒商研究机构，召开了多次儒商学术研讨会，而且出版了多部儒商研究论著，如宫达非、胡伟希主编的《儒商读本》，潘亚暾等主编的《儒商文丛》，戢斗勇著《儒商精神》,鲍建强、蒋晓东著《儒商之道》等。
从上述不难看出，“儒商”这一概念的提出，在中国经过了一个由“合”到“分”,再到“合”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从先秦到汉初, “儒”与“商”的初步结合，称之为“良商”、“诚贾”或“廉贾”。从西汉到明代，从职业到价值观念, “儒”与“商”处于绝对对立与分离的状态中，不可能提出“儒商”这一概念。从明清至现代，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儒”与“商”的结合也逐步趋于成熟, 在“士贾”、“儒贾”的基础上，20世纪后半期，才正式提出了“儒商”这一概念。可见“儒商”是一个历史范畴。
“儒商”分为传统儒商和现代儒商。他们之间既有思想的继承性，也有时代的差异性。那么，现代儒商的内涵和特质是什么呢？目前，在企业界和学术界，尚未定论，仍存有不同的理解和观点。概括而言，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从文化知识层面界定儒商，认为儒商即是“学者经商”，是亦文亦商者，即“文人型商人”。陈公仲先生在《儒商——社会进步的标志》一文中指出：“儒商，可谓一文一商者，或商人从文，或文人从商。”新加坡周颖南先生在《儒商的光荣任务》一文中指出: “儒,指文化人。那末, 文化人从商,则称儒商。”马来西亚陈春德先生在《漫谈“儒商文学”》一文认为：所谓儒商“是指一个人既是文人，亦是商人”。菲律宾林健民先生在《现代儒商的任务》中肯定儒商“就是学者或读书人从事商业活动之称谓。”施忠连在《传统中国商人的精神弘扬》中，认为“儒商是指具有很深的文化素养，有知识分子气质的商人”。这些说法只是“顾名思义”,并未揭示儒商的本质规定。文化知识是儒商的重要因素之一，并非是它的本质要素。从事商业活动的文化人，可以成为有道德的儒商，也可以成为违法缺德的“奸商”。学者从商不一定就是“儒商”。
（二）从道德层面界定儒商，认为儒商是具有高尚道德的商人。张岂之先生认为，“以诚信为人生准则的企业家是儒商”。乔羽先生认为“最大的儒商是圣人，是商业上的圣人。”经叔平先生认为“儒商就是义利兼顾的商人”。王柯敬先生认为，“具有儒雅气质和品位的商人。”成中英先生认为，“儒商就是君子商人”。陈志良在《中国儒家》一书中，认为“儒商是奉儒家仁义道德之规范来做生意的商人”。这些说法,虽比以文化知识界定儒商的观点较为接近儒商的本质，因而更为深刻一些; 但是它只是揭示了儒商的道德内涵，而非儒商的整体内涵，仍有一定的片面性。
（三）从文化与道德相结合的层面界定儒商，认为儒商既是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企业家，又是有较强烈的人文关怀的企业家。张岂之先生认为，“当代儒商是具有较高道德修养、文化素养，并富有科学创新精神的优秀企业家”。是“有道德、有文化、以诚信为本的企业家。”贺飞雄主编的《儒商时代》一书，认为儒商是“儒”与“商”的有机结合，是智慧与道德的交融，是将做人之道与经营之道完美统一的化身，即具有中国传统人文美德和现代管理意识的商人。简言之，“儒商是东方伦理道德和西方管理意识的“嫁接”和发展，其实质就是‘仁爱与竞争’”。李麟、陶鑫先生认为，“以文化兴业的企业主可以称为儒商，以道德兴业的企业主也可以称为儒商”。唐凯麟先生认为, 儒商“指的是那些在商业经营中把儒家文化精神与商品经济法则结合起来的高层次的商人。”陈利民先生认为，“儒商就是诚信为本、见利思义，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对社会有所贡献的商人。”王致钦先生认为“儒商是具有文化和道德意义的实体，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于江、卢文书先生认为“只有具备现代知识，同时又有道德文化修养，才能成为未来企业家中的精英和中流砥柱，而这样的企业家就是现代新型儒商”。苏勇在《现代儒商论》一文中，把现代儒商规定为“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较健全的文化结构”，“并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在从事商业活动时，“能较好地处理义和利的关系。”“这就是新一代儒商的基本形式。”
上述三种界说, 虽说都从某些层面揭示了儒商的社会内涵和本质规定, 具有一定的真理性. 但是, 它门对儒商本质内涵的揭示还缺乏一个整体性的理解和掌握, 因而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 它门所描绘的儒商, 只是“单面人”或“双面人”, 还不是整体的“全面人”。
二、儒家的“三达德”思想是塑造现代儒商的重要文化资源
在我看来，“儒商”是现代华人企业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和人生境界。要塑造现代儒商，企业家必须具备“德”、“智”、“情”三种基本要素，使自己成为“德”、“智”、“情”三位一体的商人（或企业家）。“德”、“智”、“情”是现代儒商理想人格完整的架构体系，缺一不可。三者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整体，彼此既不能相互代替，也不能将它们等同起来。只有将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现代儒商人格。否则，只能是“单面的”或“双面的”不完全的儒商。
华人企业家要想把自己塑造成现代儒商的理想人格，决不能凭空虚构。除了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外，还必须继承和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三达德”的君子人格思想。儒家的“三达德”思想，不仅为建构现代儒商提供了理论架构，而且也为现代儒商人格的塑造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在塑造现代儒商人格中，既不能将中国古代儒家的“三达德”思想原封不动搬过来，也不能把儒家的“三达德”思想视为无用，弃之不管。这种文化复古主义和虚无主义态度，都是应当抛弃的。
那么，什么是儒家的“三达德”君子人格思想呢？现在，简要地作一些阐述和说明。
孔子在《论语》一书中，曾三次将“知（智）”、“仁”、“勇”三种美德视为构成君子人格的三要素。《论语·子罕》篇指出：君子“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颜渊》篇载, 司马牛问君子，孔子答曰：“君子不忧不惧”。在孔子看来，君子不做过恶之事，故“内省不疚（病），夫何忧何惧！”在《论语·宪问》篇中，孔子又对子贡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孔子在这里虽自谦“我无能焉”, 但在子贡眼里，这正是孔子人格的自画象，春秋时期，把“智”、“仁”、“勇”三者看成理想人格要素的，并非孔子一人，在当时，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看法。如《国语·吴语》载，越王勾践向楚大夫申包胥请教如何战胜吴国，申包胥答曰：“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则不知民至极，无以铨称度天下之众寡；不仁，不能与三军共饥劳之殃；不勇，则不能断疑，以发大计”。在这里，申包胥认为越国要战胜吴国，最根本的是越国将领要具备“智”、“仁”、“勇”三种美德。《国语·晋语七》载，晋国大夫韩厥年老而辞位，以长子无忌为公族大夫，韩厥拒绝曰：“厉公之乱，无忌备公族，不能死。臣闻之，无动（国功）庸（民功）者，不敢居高位。今无忌智不能匡君，至于难；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黍韩宗。”在这里韩厥也是把“智”、“仁”、“勇”视为理想人格的三种高尚品格。孔子之后, 《中庸》作者从理论上进一步将智、仁、勇概括成“三达德”。指出“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即认为“智”、“仁”、“勇”是通行于天下最基本的人类美德。又指出：“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在《中庸》作者看来，君子只有勤奋好学，以求渊博知识，方能明白天下事理，故曰“好学近乎知。”君子不只好学求知，还应尽力实行，使自己成为言行一致的仁德君子，故曰：“力行近乎仁”；在知行中君子难免做错事，只要自知羞耻，勇于知错改过，就能成为“过而改之”的君子。这同“小人之过也必文”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只有具备这三种品格, “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从事功角度说明“三达德”的君子人格在修身治人中的作用是何等的重要！
在孔子及其儒家看来，“智”、“仁”、 “勇”三达德中，三者是以“仁”为核心的相互联系, 相互补充的整体。“智”若离开“仁”，必将迷失方向而流于恶。“小人任智而背仁为贼，君子任智而背仁为乱。”（《春秋繁露·天地》）反之，“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只有以智明辨是非和善恶，方可爱所当爱，恶所当恶。“勇”若离开“仁”，“勇”就势必成为背义之勇。孔子云：“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论语·阳货》）故“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所谓“杀生成仁”，“舍生取义”，说明“智”和“仁”也离不开“勇”。在“智”与“勇”之间，只有两者互补，方可成为智勇双全的人才。君子只有具备“智”、“仁”、“勇”三达德，才能逐步地达到“不惑”、“不忧”、“不惧”的精神境界。而这正是儒家君子人格所追求的完美的人生理想境界。
现代华人企业家在塑造儒商理想人格时，可以从儒家的“三达德”思想中吸取什么文化资源和哲学智慧呢？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理论问题。
什么是“仁”呢？儒家所谓“仁”，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狭义上，“仁”的本质规定就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这里讲的爱人，并非特指人群，而是泛指爱一切人，即孔子的所说的“泛爱众”（《论语·学而》），或韩愈所说的“博爱之谓仁”。（《原道》）要求以爱己之心亲爱、关怀、尊重一切人，做到与一切人友善。爱人有两条原则：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有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即要求承认自己欲立欲达的事，也要尊重他人有立有达的权和愿望。这是从正面而言。二是“己所不欲，无施于人”。“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即认为自己不愿做的事，也不要强加于他人。如此，就能“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是从负面而言。儒家所谓“仁”，虽说是泛爱众，但也有先后程度之别。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即儒家的仁爱有“亲亲——仁民——爱物”三个层次。从“亲吾之父”开始，进而“以及人之父，以为天下之父”；从“亲吾之兄”开始，进而“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之兄”；最终“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大学问》）这就是程颐所说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遗书》卷二）的含义。
从广义上，“仁”是全德之称，兼统各种美德。这也就是陈淳所说的“仁含百善，能仁则百善在其中矣。”（《北溪字义·仁义礼智信》）孔子弟子有若指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子路问仁于孔子, 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这里所指孝、悌、恭、敬、忠、宽、信、敏、惠等美德，是“仁”在道德行为上的不同表现。“刚、毅、木（质朴）、讷（言语不轻易出口）, 近仁”（《论语·子路》）“仁者，其言也讱”（《论语·颜渊》），“巧言（花言巧语）令色(虚伪面色), 鲜矣仁。”（《论语·学而》）这里说的刚、毅、木、讷、讱等美德，是仁在语言仪表上的表现。除此之外，还可以从仁中引伸出人的其它美德，诸如“仁者乐山”，“仁者静”、“仁者夀”、“当仁不让者师”、“智者利仁”、 “克己复礼为仁” ，“有杀身以成仁”、“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在这里, “礼”、“乐”、“静”、“寿”、“博学”、“笃志”、“切问”、近“思”等德目也都是“仁”的从属义。可见，儒家以“仁”为核心而建构的道德范畴体系，既包括有人的认知心理，语言仪表，道德情感，行为动机等主观因素，也包括有人的道德行为等客观因素，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仁”的广泛的社会内容。
什么是“智” 呢？儒家所谓“智”，就是一个“明”字。曾国藩认为“智即是明也”。(《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四，《书赠第六则》)正如揚雄所云“智, 烛也。”（《法言·修身》）明智之德是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烛，只有在它的照耀下，人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以理智的态度辨是非，明利害，既自知，又知人，克服非理性的不良情绪，对人对事采取正确的行动。知（智）这一概念，既有道德论意义，也有认识论意义。其一, 作为道德论范畴的“智”，就是明是非，辨善恶。孔子云：“知（智）者不惑。”（《论语·子罕》）智者所以不惑，是因为他能够明是非，辨善恶。所以，孟子肯定“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荀子肯定“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荀子·修身》）孟子还从孝悌之道的角度，对“智”作了说明：“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孟子·离娄上》）都是从道德论角度来规定“知”的内容。其二，作为认识论范畴的“知” （智），就是识利害，明事理。孔子曰：“知者利仁”。（《论语·里仁》）意谓有智慧的人认识到仁对他有利才去实行仁。在这里“知”含有正确认识利害的内容。除此，还包括有事物之理的正确认识。“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结局），见始而知其终。”（《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告诸往而知来者” （《学而》）, “温故而知新” （《为政》）, “闻一以知十”（《公冶长》）, “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这些命题中的“知”字，都是从认识论角度来规定“知”的意义的。其三，在人的问题上，要求善于知人。既包括“自知”，也包括“知人”。荀子指出：“知（智）者知人……知者自知。”（《荀子·子道》）俗话说：“人贵有自知之明”，即要求对自己要有清醒的认识，既要认识到自己的长处，也要认识到自己的短处，更要认识到自己的过错。“知过之谓智”，是一句千真万确的真理。《论语·颜渊》篇载:樊迟“问知（智）。子曰：知人。”《大戴礼记·主言》篇指出：“知者，莫大于知贤。”所谓“知人”，就是善于识别贤佞, 选拔贤才，做到“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
什么是“勇”呢？孔子答曰：“勇者不惧”。（《论语·子华》）即无畏无惧是“勇”的基本内涵。它属于道德意志方面的品格，要求人类在改造社会和改造自然中，面对困难、艰险、进犯、胁迫、压力、阻力而不胆怯、退缩、回避、气馁。这是君子应具备的美德之一。儒家把“勇”分成“德义之勇”和“违义之勇”两类。孔子在《论语》中指出：“见义不为, 无勇也。”（《为政》）小人“好勇疾贫，乱也。”（《泰伯》）“君子有勇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也。”（《阳货》）因为“违义之勇”有害于社会，所以，孔子厌恶“勇而无礼者”，子贡厌恶“不孙（逊）以为勇者。”（《阳货》）在儒家看来，只有符合道义的勇，才算是德义之勇。贾谊所云“持节不恐谓之勇”（《新书·道术》）, 卽要求人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守道义而不动摇，坚持真理而不顾安危，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才是真正的“君子之勇”。这是儒家所提倡的。
宋明理学家在孔孟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把“勇”分成 “血气之勇”与“义理之勇”两大类。所谓“血气之勇”，即是由一时的感情冲动而鼓起的勇气，如暴行、蛮干，斗殴、自残等。所谓“义理之勇”，是指由道义而激起的勇气，如坚持真理而“百折不饶”之勇等，一再告诫人们“义理之勇不可无，血气之勇不可有。”
儒家提倡的“德义之勇”，还有另一层重要涵义，就是善于知错，改过，敢于自我否定。在儒家看来，人皆有过，连圣贤也不例外。问题不在是否有过，而是如何对待自己的过失。孔子认为“小人之过也必文。”（《论语·子路》）即小人在过失面前总是采取文过饰非的错误态度，“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君子则与小人不同，“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路》）对于他人的批评，应抱“闻过则喜”的正确态度。孟子曾说：“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孟子·公孙丑上》）南宋陆九渊曾对自己提出过这样的要求：“闻过则喜，知过不讳，改过不惮。”（《陆九渊全集》卷六，《与傅全美》二）这一正确态度，正是“德义之勇”的一种表现；文过饰非，讳疾忌医，知过不改，则是怯懦无勇的表现。清代学者陈确指出：“知过之谓智，改过之谓勇。”（《陈确集·别集》卷二，《瞽言一·近言集》）深刻地揭示了智与知过，勇与改过的内在联系。
上述儒家设计的“智”、“仁”、“勇”的君子人格，虽然有它的时代局限性，但它也蕴含有人类普遍理想人格思想的胚芽，具有永恒的普世性。它不仅为塑造现代儒商的人格提供了一个理论模式，而且“三达德”所包括的许多人类共有的高尚道德, 也为建构现代儒商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在华人企业家中，要想把自己培养成现代儒商，就必须从儒家“三达德”思想中吸取其合理成分，努力寻求“三达德”思想与现代儒商的结合点和生长点，使“三达德”成为现代儒商必备的重要思想要素。不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中吸取智慧和启示，要想塑造现代儒商的理想人格，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时代精神是建构现代儒商的根本动力
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儒家设计的“智”、“仁”、“勇”的君子人格论，并不是凝固不变的。它的外延和内涵，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地改变和丰富。所以，要塑造现代儒商，除了吸收儒家“三达德”思想的合理性外，更重要的是必须能够及时地反映时代精神，以满足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推动市场经济和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现代儒商是现代社会文明的产物。离开时代发展和现实需要，是不可能培育出现代儒商这一理想人格的。
从现代眼光看，儒家的“三达德”的君子人格论，至少有两大理论缺陷和不足，有待修正和补充。（一）“三达德”理想人格论，主要是以“仁”为核心，是从“仁爱”角度立论的。由于它过分地强调“仁”的主导性而忽视“智”和“勇”的相对独立性。所以，在“三达德”中，出现了“仁”一头独大的弊端。儒家所讲的“智”，主要是从“智者利仁”立论的道德论概念, 具有浓厚的道德论色彩；所讲的“勇”，主要是指“德义之勇”，也是从属于“仁”范畴的。“智”和“勇”在“三达德”和人格结构中，不具有独立的地位。而“智”与“勇”在现代社会中，却是创造性和开拓性改变人格所必备的素质，也是建构完整现代儒商人格不可或缺的品格。（二）从“智”与“勇”的内部结构看，也是有缺陷的。从“智”的内涵看，它还没有从道德论中解脱出来，成为独立的认识论范畴，没有强调认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性，没有强调创造性地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强调逻辑思维的智慧力。从“勇”的内涵看，儒家只肯定它的“果断性”、“自制性”和“坚持性”，而忽视了它的“独立性”和“竞争性”，这是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相违的。总之，儒家所设计的“三达德” 的理想人格，是自然经济的产物，是一种“片面的道德型人格”，是一种与现代市场经济不完全适应的理想人格。
所以，在二十一世纪，要塑造现代儒商的理想人格，必须在继承和发挥儒家“三达德” 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地完善和补充“智”、“仁”、“勇”诸概念的社会内涵，从理论上提出“德、智、情”人格三要素论，以修正儒家的君子人格模式的狭隘性，为建构现代儒商提供理论架框。
所谓“德”，主要是指现代儒商的道德、品行、人格和作风等。具体内容有公而忘私、胸怀若谷，正直公道，诚实守信，以身作则，宽恕谦和，真诚待人，严于律已，从善如流、言行一致、联系群众，勇于自我批评等。现代儒商只有具备这些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才能使企业员工对其产生一种亲爱感、敬佩感，富有巨大的号召力、动员力和说服力，实施有效的企业管理。反之，一个品德和作风恶劣的管理者，以权谋私、媚上鄙下、高傲自大、言行不一、办事不公、文过饰非、清谈虚伪、空话连篇、不修边幅等，即使他们的职位再高，资历再深，他在企业员工中的威信和影响力也不会大，人们总是投以鄙夷的目光。所以，要塑造现代儒商的理想人格，还必须根据时代精神，依照孔子的“重九思”的思想，要求现代儒商应具备“十要”：①脑要清——头脑清醒，思维清晰；②心要诚——交谈、办事要有诚意；③气要平——遇到困难挫折和“顶牛”的事，气要平和；④眼要明——眼观六路, 目光敏锐，善于发现新事物, 解决新问题；⑤耳要聪——耳听八方，及时听取群众要求和反映；⑥嘴要勤——勤于宣传、勤于做思想工作；⑦手要短——不以权谋私，不伸手捞好处；⑧腿要长——深入基层，调擦研究, 掌握第一手资料；⑨行要正——作风正派，行为端正；⑩笔要直——秉笔直书，办事公正。
所谓“智”，除了继承和发挥儒家的“德义之知” 等合理思想外，还有更加丰富的社会内容。“智”作为现代儒商的要素，主要包括知识、能力和智慧三项。美国心理学家霍华德·加纳德在1983年出版的《心智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多元智力”的理论。在他看来, 决定人生成功的因素并不只有一种智力，而至少有七种智力，即语言运用智力，数理逻辑智力，空间认识智力，音乐智力，身体动作智力，人际交往智力，自我认识智力等。其中某一种智力特别突出的人，称之为“专才”，多种智力都很突出的人，称之为“全才”。
从知识上，要求现代儒商不仅具有渊博的现代科学知识，还要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在知识激增和信息万变的时代, 现代儒商既要精通自己的专业知识，成为专家，具有知识的深度；又要尽可能地掌握与本专业有关的其它知识，具有知识的广度，把自己培养成通才，以确保知识的权威性，才能到得企业员工的信任。以“外行”自居，以权势唬人，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只能败事，不会成事。
从能力上，要求现代儒商还必须具备各种社会实践能力。尽管知识和能力是相辅相成的, 但知识不等于能力。所谓能力，主要是指观察能力，分析判断能力，经营决策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协调人际关系能力，创新能力和预测能力等。一个合格的儒商，既要重视各种知识的学习，又要重视社会实际能力的提高。在日本，要求现代儒商应具备十项能力：思维决定能力，规划能力，判断能力，创造能力，洞察能力，劝说能力，理解人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下级的能力，调动积极性的能力。赵志裕等人于1998年在台湾心理出版社出版的《多元能力观》一书，要求人应具备九种能力：分析思考能力，有效学习能力，务实能力，创造新思想、新方法和新科技的能力，控制情绪能力，坚持目标的意志能力，有效的沟通能力，维系和谐人际关系的社交能力，道德判断能力。多元能力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只有坚持多元能力观，方能建构儒商完整的理想人格。
从“智慧”上，要求现代儒商应具备深度的理性哲学思维。现代儒商是负有历史使命感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更是一位站在战略全局高度把握企业管理规律、 运用辩证思想能力、提升企业素质的专家。所以，企业家应成为哲学家, 至少应成为半个哲学家。第一，要求现代儒商应树立战略思维方式。在空间结构上，把握好系统思维方法; 在时间维度上, 把握好纵向性、历史性的综合分析方法; 在目标导向上, 把握本质性的思维方法。第二, 要求儒商应树立创新思维方式。创新是现代儒商的生命和灵魂。应具有开放性思维方法和进取性思维方法; 努力寻找求异性思维方法。第三，要求儒商应树立辨证思维方式。既要从矛盾的结合上把握对立互补思维方式，坚持“求同存异” 策略，又要从精神上掌握灵性思维方法，做到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巧妙结合。
所谓“情”，除了继承儒家提倡的“德义之勇”的心理要素外，还必须面对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和风险性，增补“竞争意识”和“风险意识” ，而这正是儒家思想中所缺乏的东西。“勇”只是“情”的一部分，应当将“勇”涵盖在“情”中，使“情”成为建构现代儒商的重要因素。“情”是人的一种心理要素，“感人深者，莫过于情。”要求现代儒商既要认识和控制自己的情绪，又要理解和善待他人的情绪。这是一种管理艺术。现代儒商应真情对待企业员工，架起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情感桥梁，产生一种亲切感，从而建立起同志式的友谊，互相理解，互相沟通，互相支持。现代儒商不仅是企业员工的领导者，而且也是企业员工的知心朋友。
21世纪，企业管理将进入以人为本的新时代，情感管理将成为一种新的管理理念。西方许多管理学家针对“智商”理论的缺陷，提出了“情商”概念。美国心理学家彼得·萨洛维和约翰·梅耶于1990年共同提出了“情绪智力”的概念。认为“情绪智力”是由三种基本能力所构成，即准确评价和表达情绪的能力，有效地调节情绪的能力，将情绪体验运用于驱动、计划与追求成功等过程的能力。1993年他们又将“情绪智力”概念内涵修改成：①区分自己与他人情绪的能力；②调节自己与他人情绪的能力；③运用情绪信息去引导思维的能力。1996年，他们再一次修改这一概念，认为“情绪智力“应由四种基本能力所构成，即：①情绪的知觉、评估和表达能力；②思维过程中的情绪促进能力；③理解和分析情绪，可获得情绪知识的能力；④对情绪进行成熟调节的能力。
美国专栏作家丹尼尔·戈尔曼在《情感智商》（上海科技出版社，1998年）一书中，提出了“情商”的概念，并将“情商”归纳为五种能力：①自我情绪觉知能力；②自我情绪管理的能力；③自我情绪激励的能力；④识别他人情绪的能力；⑤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情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人的情绪的重要性, 弥补了“智商”理论的不足，揭示了情绪过程与认知过程的相互关系，深化了人类对心理素质以及它与成功关系的认识, 具有重要理论贡献。
从“德、智、情”三位一体的角度，有人提出在21世纪儒商应具备十二种意识，即新的视野，新的思想，新的知识结构，新的能力，新的思维，新的风貌，经济意识，市场意识，科技意识，开创意识，风险意识和进取意识。也有人提出21世纪的儒商应具备十种素质，即信念与追求，权力与服务，改革与继承，起前与务实，通才与专才，顺境与逆境，实践与总结，理解与尊重，能力与魅力，愿望与体质。上述两种说法，出发点不尽相同，概括也未必精当，但是他们的理论概括，对于我们建构现代儒商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