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永应，1936年生于贵州金沙县，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研究生毕业后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选中，后被评聘为研究员。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和中国生产力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著有《社会主义经济利益概论》（系我国第一部把经济利益作为政治经济学范畴来研究的专著）、《社会主义与物质利益》、《生产力经济学大纲》、《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战略大思路》、《生产力经济论》等多部奠基性专著，创建了生产力经济学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学术界给予“南薛北熊”（熊映梧也是在生产力经济学上颇有建树的经济学家）的美誉。代表作论文《生产力系统论》和《论技术结构》，分获我国最高经济学奖――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入选1991年在美国出版的《国际名人录》。

20世纪80年代，中国诞生了一门新兴学科――生产力经济学。它的出现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来说既是一场挑战，又是一次促进。

历史不该忘记，在构筑生产力经济学殿堂的设计师中有一位佼佼者，他就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贵州籍教授薛永应。

贫且益坚 不辍苦读

前年冬天，天气寒冷，我们在拘谨忐忑中走进了薛永应教授的家。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他是那么一个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人，也正是他的亲切与他对家乡后辈的关爱，使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1936年5月，薛永应出生于金沙县城一户贫寒家庭。他靠母亲做针线活供养读完小学。金沙解放后，薛永应就在金沙中学就读。他依靠勤奋苦读赢得了当时政府设立的人民助学金。当时学校规定：只有全班前三名的学生才可减免学杂费。而薛永应在整个中学阶段，就没交过一分钱的学杂费。

因匪患初平，金沙中学学生很少，全校不到80人。但校长李敬文颇有章法，辅之以既敬业又有水平的肖舜华、杨适等骨干教师，教学质量稳步上升。初中毕业后，薛永应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黔西一中。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在贵州招考，在录取的8名应届毕业生中，黔西一中占了一半，薛永应名列其中。这一炮打响，便轰动了两座县城。从此，这4名“金榜题名”的高才生便成了两座母校时时拿来教育学弟学妹们的典范。

1960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后，薛永应被推荐继续攻读研究生。毕业后，他被挑选进入享有“现代翰林院”美誉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先后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就这样一直攀到了“职称金字塔”的顶峰。

花开四朵 独秀一枝

1964年到1976年，这13年的大好时光本应是薛永应的黄金时代，却因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而虚耗。表面上远离尘世，实际却处于漩涡中心的经济研究所受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折腾。年轻的薛永应时时在感慨、悔恨。

从学术上讲，薛永应的科研生涯分为四个阶段： 1978年以前，研究统计学；1978－1983年，重点研究经济利益理论； 1984－1995年，重点研究生产力经济学（是该学科的创始人之一）；1996年至现在，重点研究现代策划学和市场经济理论。

第一阶段，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薛永应教授除了推出一本20万字的译著《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指数》之外，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毫无建树”。

第二阶段，薛永应教授主要做了两件至今颇感自慰的工作，其一是粉碎“四人帮”后，他成为第一批拿起笔来批判“四人帮”谬论拨乱反正的学者。其二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填补了一块空白，即物质利益理论。当时，物质利益作为哲学范畴或政治学范畴已经有许多的成果，但作为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尚未被深入系统地研究过。相反，这一概念被“四人帮”搞臭了，误认为“钱”（物质利益的俗称）是万恶之源，物质利益被归入修正主义之列。所以，薛教授认为，必须搞清楚物质利益究竟为何物，在马克思主义中它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他在1985年推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利益概论》一书，从经济利益的实质、体系和实现过程三大子系统入手，构建了社会主义物质利益理论的范畴体系。这是我国第一本从政治经济学角度专门研究物质利益的学术性著作，因此博得了理论界的一致好评，还被北京市总工会列入“振兴中华”读书活动推荐书目。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树青等曾对薛永应的新观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第三阶段，他从1980年起就被选为中国生产力学会的副秘书长、秘书长、常务副会长等职务，为了工作上的方便和深入，他自愿放弃了已经驾轻就熟的路子，转入生产力经济学这个陌生的领城。

这是薛永应教授付出心血最多、成果也最显著的领域。

薛永应教授奉行一种“珍珠理论”，即：单个的观点再科学、再精辟，无非是一粒粒的珍珠，如果不用一根“金线”串起来，就永远也成不了瑰丽璀璨的项链。这根“金线”就是观点、范畴、理论的内在逻辑关系。于是，薛教授在论文获孙冶方经济学奖之后，又打造出一颗颗珍珠，即写出了《生产力因素论》、《生产力系统工程的四大支柱》、《生产力发展史》等一大批力作。并于1995年推出了可称为集毕生研究之大成的《生产力经济论》，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被学界尊崇为生产力经济学主流派的基本观点和范畴体系，为生产力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创建和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四阶段，从1996年开始到今天，喜欢创新的薛永应教授又一次“跳槽”，跨进了“市场策划学”领域。他认为，市场策划学是生产力经济学的姊妹学科，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生产力经济学研究的更高阶段。现今绝大多数策划家的策划理论，不仅符合了市场经济的要求，而且可以说，把生产力理论同市场经济规律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使中国的生产力理论在第二高度上迈出了大大的一步。

报效桑梓 美我贵州

薛永应教授有一种“顽固”的家乡情结，凡是与贵州有关的人和事他都十分关注，能尽力的他总愿意竭尽所能。

2002年8月至2003年4月，薛永应教授应中国著名的女策划家（也是一位贵州老乡）邓雪丽之邀，为贵州省黎平县做整体发展战略策划；之后，薛永应教授为了宣传黎平、宣传这个策划团队，还利用这半年多来在黎平搜集到的资料，加上自己的理解，写成了一本名为《揭秘千年――“侗乡之都”策划纪实》的书，既有理论，又有文学，既有策划原理，又有侗族风情，很受欢迎。如今，黎平县在贵州已经是城市建设的经典，许多县的领导干部都专程去参观、取经。

2006年3月，策划黎平那个团队的班子，在邓雪丽博士的率领下，开赴贵州省岑巩县，为它做县城整体策划，薛永应仍然作为策划专家参与。他们根据黎平经验，从地域板块文化分析入手，归纳出“思州文化”的理念，把这个策划报告搞得有声有色，受到该县四大班子的一致好评。

2006年初，金沙县新的领导班子邀请薛永应教授组织一个阵容强大的策划班子，为金沙县做一个城市建设发展战略策划。他表示，为了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美好，他一定要组织大批高层次专家，为金沙出谋划策；除了专家费之外，自己只赚个生活费就可以了，一定要把金沙策划搞成一个成功案例，甚至是经典案例。

策划搞完之后，为了把纸上的东西（策划文案）落实到“地上”，他还自愿充当金沙县有关部门与规划专家之间的联络员，充当顾问，不拿双方一分钱，奔波在广州（规划专家所在地）和金沙之间。当然，薛永应教授坦言，他这样做也有自己的目的，这就是为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从“坐而论道”的策划理论家转变为“道术双栖”的策划操作者，把自己为之付出了大把心血的蓝图从纸上落实到地上，把金沙真正变成“黔北明珠”甚至“华夏明珠”。

金沙策划果然不负重望，它使薛永应教授不再是一个只会纸上谈兵的清谈家。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全国著名经济学家郑新立在评价这个策划报告时说：“项目组负责人薛永应同志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把一生的知识、经验再加上对家乡的热爱凝聚在一起，花费了很多心血，反反复复修改，写成了这个报告。我认为，这是一个高水平的策划报告，既有大的思路，又有操作措施，切合实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杨重光说：“这个策划报告是一个创新，突破了一些条条框框”。著名策划家王志纲看了策划报告后说：“通观全案，我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区域发展战略报告，不仅对金沙受用，对其他类似区域亦有借鉴价值。”

如今，薛永应教授正在进行总结，企图从黎平、岑巩、金沙三县的区域经济策划案例入手，总结怎样从地域文化板块入手，依据城市经济圈策略，做出差异性的战略策划，希望从这里引导出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或原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