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的印象：中国经济学界的先知先觉者 ——读《董辅礽评传》 罗宜竹 最新推出的《董辅礽评传》，是我国第一本以国内外著名的经济学家为对象、大体上以时间为顺序、专题式的评传，由引子、后记和９章２８节正文组成。结构虽然如此，然而我以为，这本书若从“后记”读起则会更有味道，读完“后记”中的“缘起、设计、理念、过程、感谢”5个部分时，作者薛永应教授写此书的来龙去脉，传主董辅礽教授对待理论求真、求实、求新的学风，对待工作勤奋异常的作风和他待人诚实直率、待事正道直行、不随风倒的高尚品格，便跃然而出。你看到的是中国的经济学人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始终如一的是对事业的执着追求；他的一个又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与观点是伴随新中国所走过的艰难历程，对于重大的现实经济问题所提出的独到见解、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不唯强权而唯真理的历程。该书趣味性与学术性兼顾；对理论成果的通俗论述与人生实践的生动描绘并举。 一、 董辅礽——杰出的经济理论家、革命者 许多人只知道董辅礽是一位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大师，不知道董辅礽还是一位资历极深的革命者。该书介绍了董辅礽从中学时代就接近革命，同进步工人关系密切，与同窗好友针贬时弊，指摘国民党当局腐败误国；在大学时代，他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镇压学生的革命斗争，成为学生领袖，带领战友同反动军警进行过殊死的拼搏。他的英勇献身精神和出色表现，使当时尚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组织毫不犹豫地吸收他——不满２２岁的年轻大学生董辅礽——为中共党员。董辅礽的这种革命精神在他后来的的理论生涯中得到了发扬光大。《评传》作者不惜笔墨，用足够的篇幅，着重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评说：批判“四人帮”时期；爆破“两个分开”、竭力呼吁所有制改革时期；积极参加被比喻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开放时期。该书写道，1977年，董辅礽设计和主编了两本专著《“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篡改》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及其优越性》，曾经牵动全国，被学术界公认为当时条件下“大破大立”的范本，打破了当时还紧紧地禁锢着许多人头脑的许多理论禁区。让人们刻骨铭心的是：当时，人民公社仍然被宣传为“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仍然是束缚生产力的“紧箍咒”。在当时的理论界，特别是在一部分当政大员的心目中，全民所有制“无比优越”，只能说好，不能说坏。董辅礽则是第一个在公开场合批判人民公社制度的人。他敏锐而深刻地看到，全民所有制实际上存在着“实质”与“形式”这样两个即相联系，又相区别的问题，由此，他对当时被奉为神明的“国家所有制形式”和“三级所有制队为基础的所有制形式”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许多严重问题，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分析和入木三分的揭示。这就是1978年他第一次发出的“政企分开”和“政社分开”的历史性呼吁。理论界的人士对20多年前那种“思想禁锢”的情况，特别是对“四人帮”时代大兴“思想罪”和“文字狱”的历史背景，是不会忘记的，他们十分赞赏和敬佩董辅礽以一个革命家的胆识发出的呐喊！董辅礽以他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为武器排列在这场“第二次革命”的先锋队中；同时，他又以他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使自己成为这场革命的突出尖兵。 二、 董辅礽——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开拓者 《评传》用了大量篇幅，突出地记述了董辅礽教授继“两个分开”之后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杰出贡献，向人们证明，董辅礽确实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极少数最优秀的、功勋卓著的理论开拓者者之一。中国的经济体制必须改革，这是中国各界人士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经形成的共识。但是，改什么，怎么改，却众说纷纭，没有共识。自从董辅礽的“所有制形式理论”出来以后，这个问题才算基本解决了。 在那个“拜物教”盛行的特殊历史时期，要区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质”与“形式”，并且要改革曾被赋予神圣光环的“国家所有制”形式，谈何容易！董辅礽提出所有制形式理论，实现了一个历史的飞跃和根本性的突破。该书突出地讲述了董辅礽在“实质、形式”理论之后，深益求深，进一步提出了公有制有多种实现形式的非常新颖的理论观点。他说公有制有两大类，一类是共同所有制，另一类是公众所有制。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只有公有制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则是外在于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之所以还需要保留和发展非公经济，是因为当前我国的经济还不发达，生产力还落后，保留和发展非公有经济有助于增加就业、提供某些就业和服务，但它们只能也只应起补充作用，当经济发达了，超过了初级阶段，非公经济就不应再存在了。董辅礽则针对着这些理论和看法提出，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条件，多种所有制结构的经济可以在保障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强化它们各自的强点，弱化它们各自的弱点，相互补充，就可以较好地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结合；初级阶段如此，初级阶段以后也如此。公有制经济的各个主体之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换，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不可能形成市场和市场经济，只有在非公有经济的各个主体之间、在非公有制经济主体与公有制经济主体之间，才会有真正的交换，从而才会有市场和市场经济。 董辅礽的这一理论把非公有制经济还原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恢复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自家人”的角色，其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都是难以估量的，它在实现社会持久稳定，促进经济更加繁荣方面，起到了并将会继续起着积极作用。董辅礽的这种“非公经济理论”和他的与众不同的“国有企业理论”，被学术界看成是他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两个基本点 。书中给读者介绍了董辅礽在这个问题上的最精辟的论点。他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困扰我们多年，那是因为过去我们一直在国有企业的规模上做文章，一直徘徊在“抓大放小”之类的思路上。从《评传》中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董辅礽另辟蹊径，彻底改换了人们的思路。按董辅礽的思路，首先要弄清建立和保留国有企业干什么，我们要国有企业发挥什么功能（在市场经济中和在计划经济中，国有企业的功能应该是有区别的）。董辅礽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同其他人的思路最关键的区别有两点：第一，他把着眼点首先放在国有企业宏观布局的战略调整上。他认为，并不是所有的经济领域或行业都需要和适合于保留国有企业，除了那些在公益性、政策性、自然垄断性以及关系国家和社会安全的领域，必须保留和发展国有企业之外，其他领域的国有企业都应该退出去。第二，他认为应该按照国有企业的功能，以国有企业本身所固有的强点和弱点为依据，以竞争性、非竞争性为标准，来决定国有企业在不同领域中的去留，而不应该主要根据国有企业规模的大小、经营状况的好坏等非根本性的标准来决定。以上这些基本论点，可以合称为“八宝饭理论”（董辅礽自己的命名），它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最必要的理论基础。 三、 董辅礽——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杰出的理念设计师 《评传》还写到，董辅礽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指出，中国面临的最重大、最紧迫的课题是两个，一个是改革以指令性计划为特征的经济管理体制，另一个是选择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他最先提出并引起全国高度重视的真知灼见就是对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四大“特点”的揭示（以高速度发展为主要目标；把重工业作为突出而固定的发展重点；以粗放发展方式为主；追求经济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这四点分析，在当时和现在，都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中国面临的战略问题成百上千，重点是什么？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 键。 抓住了，一帆风顺，抓不住，事倍功半。董辅礽第一个论述了这个重点， 即中国农村的二元经济结构的现代化问题。 董辅礽从中国农村经济应选取的“模式”、发展“非农产业”、善待中国农业和中国农民的“传统”、正确认识和承受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代价”等几大方面，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指出了必由之路。 与农村现代化相对应，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面临的另一难题是广袤无艮的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问题。中国经济理论界曾经贡献过许多真知灼见，董辅礽的独特贡献是，他最早、最深刻地指出了我国应该实行东西部“双向开放”的战略，并为之进行了深入的论证，这无疑为当今正在实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了最有力的根据和基础。 《评传》还高度评价董辅礽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的其他亮点，把它们列入他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的根本性思路： 一曰消费战略理论。这其实是他的战略目标理论的拓展。他不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消费，而且研究了消费在经济发展战略中重要作用，这无疑更有高度、更有特色。其中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论点是，认为在计划经济中和市场经济中生产与消费的联系方式是有根本性差异的。在计划经济中，生产与消费之间没有市场作为纽带；在市场经济中，生产与消费以市场为纽带而紧密联系着，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表现为消费品、消费性劳务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二曰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性约束理论。不仅要从可持续的生产方式方面，而且要从可持续的消费方式方面来讨论可持续发展；要把环境问题与生态问题区分开来，并讨论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要重视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中的“知”与“行”，即理论与政策，或观念与行为的关系。 三曰增长方式的选择也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思想。“发展”与“增长”既相联系、又相区别。为使我国是经济增长是一种包含发展的、至少是有利于发展的增长，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十分讲究增长方式的选择。 四曰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在一定程度上关系着经济发展战略的成败。市场经济仍然需要一只看得见的手，需要中央政府的调控。这里，首先是宏调控的目标选择。各国通常有四个目标：经济增长；防止通货膨胀；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这几个目标之间往往发生矛盾，政府应该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灵活地进行判断和选择，并及时地进行调整，不能老盯着一个目标。宏观调控政策应该是一种短期政策，而不是长期政策。 四、 董辅礽——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读完《董辅礽评传》之后，脑子里留下了“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这样一个强烈而鲜明的印象。该书的作者薛永应教授也是一位在国内经济学界享有很高声望的经济学家。由一位资深的经济学家，为其所敬仰的另一位经济学家书写评传，这本身也许就是一段文坛佳话。薛永应教授以极其严谨的逻辑思维，以他渊博的经济学识，生动的语言技巧和高超的文字能力，将貌似传统、不无古板的董老先生，和他的抽象程度很高的经济理论生动而深刻地浓缩在这28万字的书稿之中，确非易事。该书深入浅出地将董教授深邃的经济学精华用通俗的语言表述出来，写出了一个满腹经纶的、极不平凡的经济学家和一个正道直行而极其平凡之人，让读者不得不称道，一言以蔽之，这本《董辅礽评传》既有很强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又不失为一部高品位的学术著作。读者一定会记住：董辅礽——中国经济学界的先知先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