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薛永应 董辅礽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曾任两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他高职、高位、高成就，然而却总是平常、平易、平民形象。在他精深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中，他一直在探索中国向何处去；他确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形式必须改革；必须建立多种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八宝饭理论”）；寻找最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是所有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国有企业的改革应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考虑，在宏观层面上，应从国有企业的功能出发，给国有企业以正确的定位，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在微观层面上，应对那些应该保留和发展的国有企业按不同类别进行改革，按照企业功能，以国有企业本身所固有的强点和弱点为依据，以竞争性、非竞争性为标准来决定国有企业在不同领域中的去留……这些理论，引发了人们详细了解他和他的理论的兴趣。从烽火中走来 1927年7月26日，董辅礽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他5岁进幼稚园，6岁发蒙。然而平静和快乐的儿童时代刚刚开始便匆匆结束了。1937年，董辅礽被卷进了日寇大举侵华的巨大灾难和浩劫，董辅礽一家避难到重庆市郊区，在这里，他度过了少年时代。全民族同仇敌忾的社会气氛，强烈地激励着少年时代的董辅礽，他时常邀约同窗好友，聚座茶馆，一边看报，一边指责误国殃民的国民党当局。这段生活经历初步培养了董辅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抗日战争胜利后，董辅礽一家定居武汉。1946年，董辅礽考进了武汉大学经济系。 1947年，国民党的统治陷入一片危机。5月，武汉大学学生在张贴反内战标语时，遭到特务围攻毒打。学生们罢课，一千多学生涌进省府大院抗议。董辅礽参加了这次活动。6月1日凌晨，军警宪特全副武装包围了珞珈山，向手无寸铁的师生开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珞珈山“六·一惨案”。之后，董辅礽被吸收参加了党在武汉大学组建的秘密外围组织“武汉大学学生工作组”，配合我党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斗争。董辅礽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刻印、校对、印刷和散发宣传品。 1949年春天，国民党政府准备把武汉大学搬迁到台湾，武汉大学地下党组织联防应变，护校护产，董辅礽受命组织全校的护校工作。1949年5月9日，经过长期考验的董辅礽被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党组织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后，武昌解放，召开全市人民欢迎人民解放军的露天大会，指定他代表武汉市学生界致欢迎辞。不久，从烽火中走来的董辅礽当选为武汉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并以学生代表的资格成为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积极发动和组织广大同学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重大运动。再以后，他被指派到前苏联留学。从此，他一步步登上了经济学者、经济学家、国内外著名的经济学大师的高度。 为清醒而沉思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中国，天灾人祸频仍，被冲昏过头脑的人们不知所措，在经济领域亟需一剂理论上和思想上的“清醒剂”。董辅礽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破解这道难题，于是产生了被国外称为“董模型”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关于“国民收入”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一发表，立即被日本立命馆大学在校刊上全文译载；一些学者赞誉董辅礽是“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法国学术界请中国提供法文译本，便于收录。应该说，从反右派到大跃进，从人民公社到庐山会议，接连发生的一切使董辅礽深深地沉思。他关于国民收入和社会再生产的这些文章，除了是对《资本论》的进一步阐释之外，更是针对“大跃进年代”所表现的“小资产阶级狂热”进行的理性思考，是以当时苏联和中国为背景，特别是以它们违背经济规律、大搞唯意志论、从而遭受客观经济规律惩罚的惨痛教训为镜鉴而展开的研究，是以“冷若冰霜”的理性为表面而以“热火朝天”的现实为底蕴的，具有强烈的“哀民生之多艰”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研究。正是在这些沉思的基础上，当中国人民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灾难的、动荡的十年浩劫而开始改革开放以后，董辅礽才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理论界的重要代表之一，被赞誉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开拓者”（详见后一标题）。董辅礽能够在热潮中冷静，这个优点一直保持到现在。他对“中国特色”与“国际规则”这两个不无冲突的理念就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看法和告诫。董辅礽并不否认经济上有（或应有）“中国特色” ，现在有，将来也会有，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有自己的文化历史传统。但说到“特色”，他认为必须分两类，一类是不涉及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姑且不论），另一类是涉及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后者又分两种情况，一种与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相符合，另一种却相冲突。在中国，这种冲突相当多，有的冲突还有非凡的背景和悠久的历史，例如要求企业实行“民主管理”、“厂务公开”等，但这样就在国有企业改制、并由国家继续控股的股份公司中产生了“老三会”（工会、职代会、党委会）与“新三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外加总经理）之间的矛盾，如果处理得不好，这些公司就难以正常运行。另外，对非公有制企业也不能要求必须这样管理。另外，参加WTO，就意味着中国经济溶入全球经济，参加国际分工，就必须遵守国际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则，就必须淡化或抹去那些与这种共同规则相冲突的种种“特色”；否则，就会发生摩擦，别人就不愿同你做生意，不愿与你“踢球”——规则不同，如何同场踢球？因困惑而求索董辅礽爱思索，而中国的经济生活也常常给他留下疑团。文化大革命期间，董辅礽思索的是：如果说“四人帮”那一套是假社会主义，那么什么才是真社会主义？国家走到崩溃的边缘，究竟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问题，还是这种制度不完善或其优越性被窒息的结果？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到底有没有、有哪些优越性？粉碎“四人帮”之后、改革开放之前的现实生活，更使董辅礽萌发出对国家现行经济体制的阵阵隐忧：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到底哪里出了毛病？如果没有出毛病，又哪来这么些弊端？难道仅仅是经济运行机制的问题吗？运行机制又是什么因素主宰着呢？疑团颇多，而董辅礽得到的答案只有两个：必须改革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及其结构；必须选择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抓好这两个并列的主题，“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困惑了中国上上下下的“千古难题”一定能够解决。董辅礽发现，原有经济体制上的弊病大多发端于所有制方面。 1978年9月的一天，董辅礽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作报告。他响亮地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的惊人论点，并发出了“政企分开”和“政社分开”的历史性呼吁。这在当时确是震撼人心的，因为，“两个分开”的理论，吹响了中国生产资料国有制改革的第一声号角，敲响了人民公社的丧钟，产生了“石破天惊”的效果。一位老先生找到他说：“老董啊，你的胆子可真大，‘人民公社’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你这样提是要冒风险的！”许多人都为董辅礽捏着一把汗。然而他没有胆怯，反而以文字的形式将上述报告公开发表在《经济研究》。尽管后来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修改过的“宪法”把“政社分开”的观点吸纳进去，不久之后全国各地也完成了政社分离，人民公社制度已成为历史，国家也把“政企分开”确立为经济方针，但董辅礽当时却仍为此付出了仕途上和精神上的代价。选市场作帅旗 20年来，董辅礽总是强调，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是我国面临的两大课题；经济改革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革除桎梏经济发展的制度，建立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而在改革进程中，经济发展也应为经济改革创造必要的环境和物质条件，经济发展最终检验着经济改革的目标、方式和措施的恰当与否；开放则既有改革的内容也有发展的内容。那么，怎样改革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呢？先后有三种意见占主流：最初认为改革是为了改进经济管理的方法，稍后又认为是要解决国家与企业决策权的划分，最后认为是要解决计划与市场的结合方式。董辅礽一开始就明确地反对这些“主流派观点”：作为改革的目标，他反对维护指令性计划的主体地位，反对把指令性计划和市场机制捏在一起，也反对双重体制并存。1980年，他在一次报告中更加明确地说：“只能是一个调节，而不是两个调节，就是有计划地利用市场来调节”。1993年，表述上进一步明朗：“改革必须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即摒弃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双重体制向单一的有指导的或有调节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学家袁钢明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理论的社会价值，指出：“这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突破。”从此，全国形成了共识。这就意味着，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市场经济的帅旗已经在理论上竖起来了！ 董辅礽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奠基的论点，除了改革目标这一条外，还有两条，即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而是其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国有企业的功能出发，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改革国有企业。这三大理论被同行们称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众所周知，在一个历史时期内，非公有制经济曾被打入“另册”，当时给它的最高“名份”是“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必需的经济成份”。这就意味着，它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自家人”，有朝一日中国的生产力发展了，越过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就要被取消了。董辅礽针对这些理论和看法，提出了他的“两多论”和“两点论”，即以多种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条件，任何所有制都有自己的强点和弱点，上述混合经济可以在保障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强化它们各自的强点，弱化它们各自的弱点，可以较好地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结合，不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此，在初级阶段以后也是如此，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是使公有制与市场兼容的必要条件。这一理论把非公有制经济还原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恢复了它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自家人”的角色，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都是重大的。近日，董辅礽又补充说，非公有制经济大发展的时机不是正在到来，而是已经到来。这是因为：第一，它的地位变了，人们的观念变了；第二，它有了宪法和一系列其他法律的保障；第三，融资环境有了一些改善；第四，由于“入世”，人们已迫切感到，在市场准入方面要让非公有制企业享受国民待遇；第五，没有非公有制经济的参与，西部大开发是不可能的；第六，国有企业改制已经向非公有制经济开放，非公有制企业兼并、收购、参股国有企业的越来越多，必将有一个巨大的发展。 董辅礽认为，长期来国企改革之所以成效平平，是因为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和道路。许多人总想在改革国有企业的管理方法、管理体制等方面下功夫。其实，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功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资源由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指令性计划集中配置，只有国有企业的资源能够由政府这样配置，从而构成计划经济的微观基础；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由市场通过竞争来配置，非公有制企业天生与市场经济兼容，它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的微观基础，没有非公有制企业就没有市场经济。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下，国有企业必须按市场经济的要求来改革，它的主要功能是促进社会公平。竞争领域，天生地适合于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而恰恰最不适合于国有企业的发展。因此，国有企业应从竞争领域退出，这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的需要。要把国企的活动领域限于为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公益性部门、保障国家和社会安全的部门、为政府调节经济提供手段的某些部门，某些自然垄断部门，以及非公有制经济无力或不愿意投资的某些基础设施部门、某些高风险和高科技部门。目前，我们的国企改革不是退够了、退多了，而是退得不够。虽古稀犹驰骋董辅礽已经功成名就，但他留给人们的感觉是，他丝毫没有安享晚年的心情，相反，倒时常给人“从零开始”的印象。经常有记者向他提出同一个问题：“你这样殚精竭虑、争分夺秒，究竟图什么？”他回答得非常干脆：“不图什么。我的工作就是从事经济研究，为民请命，为国分忧，为国家的改革开放作出我的努力。我的努力也可能微不足道，但我应该尽我的一份力量。如果我不去研究它，或者我看到了问题不提出来，净讲些别人爱听的话，但我认为毫无价值，我的人格接受不了，经济学家的良知接受不了！” 诚哉斯言！经济学家韩志国曾评价说，董辅礽一生辛勤耕耘，硕果累累、著作等身，然而从方法论说就是三句话，叫做“甘于坐冷板凳”、“肯于坐硬板凳”和“善于坐热板凳”；三条“板凳”后面则蕴含着三股子“气”：一生正气、一身骨气和一股锐气。人们近日又发现一个极好的例子说明董辅礽的锐气。这就是他对我国20年来改革和发展成就的评估——一个既敏感又微妙的问题。平心而论，董辅礽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刻性和紧迫性是极其关注的，对改革的成就也有足够高的评价，但他认为，不应过分乐观，要看到改革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他是这样说的：对20世纪特别是对改革开放的20年，我的评价是成绩巨大，同时有待解决的问题也很多。从经济体制改革来看，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是——董辅礽总爱作“但书”——评估应留有余地。因为，第一，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容易改革的先改了，改革艰难的拖了下来，如国有银行改革、利率市场化等等，“渐进式”改革容易使改革发生扭曲和变形。第二，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能够释放的能量已近极限，新的改革将触及土地制度，尚无实质进展。第三，政府职能没有很好转换，对经济的干预不仅多，而且扭曲了市场经济的运行，广泛而又烦琐的审批制度就是一种表现，这也是造成腐败的原因之一。政府的改革太难，意识、思想、观念上的改革也太难，然而上层建筑如果不改，经济的发展就不顺。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常在公众场合称董辅礽是经济学界的“第一号种子选手”。可是，人们又发现，董辅礽处处以平民为本色，时时以天下为已任。例如，他总是不同意别人称他为“官方智囊”，他说，这是因为：第一，我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它是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在这里从事经济理论研究，不像政府直属的研究机构那样，必须向政府提出咨询，写报告，因此，说我是“官方智囊”不符合我的实际情况。第二，我一直以独立的研究人员的身份存在，这有利于独立思考，有利于坚持理论的创造性、客观性和科学性。研究出结果之后，写文章或作报告，提供给社会和政府参考。这种身份，这种态度，可以更超脱，不易为个人利害得失的考虑所左右。这样，我就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看法，也敢于修正自己已认识到的错误的看法，标准就是客观实践，就是科学性。第三，不是“官方智囊”，我可以很宽松，我以经济学家的身份讲的话或写的文章就不会被认为是代表官方意见，不会受到政府官员的约束，不必看人家的脸色，该讲则讲，该写则写。即使在我担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或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时，我也时时紧记自己的经济学家身份。第四，我觉得，经济学家应该有一种经世济民的社会责任感。由于工作的特殊性，经济学家更有责任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服务，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加快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公平而又富有效率的、富裕而又和谐的社会。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可能说得（或写得）不对，水平不高，但却不能没有这种社会责任感。如果迎合权势，那就背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无私者才能无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