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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从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走绿色现代化之路

作者:李从国     浏览:1180次    时间:2005-03-31

   改革开放以来的25年,是我国社会有史以来发展最快的25年,是现代化的一块伟大的里程碑,是当今世界最伟大的奇迹。西方资本主义曾在最初的100年里,创造出超过以往任何时代总和的生产力。

而在世界东方,中国人却在短短的25年,将生产力提升到史无前例的高度;GDP(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国家财政收入突破2万亿元,外汇储备突破4000亿元,城乡居民储备存款突破12万亿元,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国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迅猛提高。

但奇迹的背后,跨入新千年的中国正面临着资源危急、环境危机、社会危险(以下简称“三危”),人口、资源、环境循环已达支撑极限。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同时是一个资源贫国。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三,但1/3是沙漠、戈壁、冰川和石山,无法利用。人均耕地1.43亩,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1/2。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一半国土缺水,2/3的城市供水不足。矿产资源总量仅占世界的12%,人均占有量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重要能源非常缺乏,如石油、天然气人均占有量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2%、4%。

然而,在资源消耗方面我们却是世界一流。如土地耗费,1996年到2003年,人均拥有耕地从1.59亩减到1.43亩,8年间锐减一成。又如,万元GDP能耗,我们超过发达国家3—11倍。50多年来,我国GDP增长了10多倍,但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40多倍。按照目前的速度计算,我国45种主要矿产只有6种能支撑过2020年,石油天然气最多可支撑30—50年,煤炭最多只够消耗100年。

我国的环境污染严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高,近年全国每年排放二氧化硫约2000万吨,废水约400亿吨;二氧化硫排放居全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居全球第二;城市河段80%以上受到了严重污染;80%以上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全球十大污染城市我国占8个;2/3的城市居民生活在超标的噪音环境中;农村面源污染日渐突出;酸雨面积接近国土的1/3,国土荒漠化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海洋污染严重,赤潮频频发生。

污染不仅严重损害人们的健康和扼杀生命,还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保守估计,近年仅污染造成的损失就占GDP的7%—10%。这说明我国一段时间以来的经济增长,是以牺牲环境换来的。如果在GDP中扣除污染损失,不少年份是负增长。

我国的社会问题突出,主要是人口包袱重;收入分配出现两极分化趋势,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失业问题严重,城市登记的失业率为3%(但只有1/3的登记率),加上约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形势非常严峻;由部分工人、农民、打工族、上访族、失业人口、“鳏寡孤独”以及其他社会边缘人群组成的社会弱势群体在不断扩大,他们的权益保障非常脆弱;城乡二元结构突出。“三农”问题严重;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腐败现象严重侵蚀执政体制,败坏政府形象,恶化政民关系;公民权利保障系统脆弱,社会治安问题突出等等。

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三危”困境,不只是简单的资源、环境和人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要走出“三危”困境,走科学健康的现代化道路,必须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重新设计出一条以人为本的、充满生机的、科学合理的现代化道路。

这条路,就是绿色现代化道路,即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人类、自然、社会相互关系,实现人口、资源、环境良性循环,确保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和平参与国际竞争,实现国家和平崛起。

这种现代化,一是强调以人为本、惟民是重。以人为本或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绿色现代化的重中之重。

二是强调科学发展,人类发展、自然进化、社会进步必须相互协调,经济的发展必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科学的发展,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人民的权利和意愿为代价。

三是强调在开放的国际竞争环境中,中国不称霸,与其他民族平等友好相处,实现和平崛起。从现代管理科学的角度看,绿色现代化是走出今天困惑,走向明天辉煌的必然选择。

 绿色现代化不仅是走出“三危”困境的现实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历史和逻辑统一的要求。综观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实现民族复兴之路,可以依次用“三次革命”来加以概括。
第一次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主题是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手段是武装斗争,结果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面临的问题是国家贫穷落后、一穷二白。

“第二次革命”可称为“温饱的革命”,主题是发展经济,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解决温饱问题,手段是改革经济体制,结果是“翻两番”提前实现,13亿人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国家实力显著增强,新面临的问题是资源约束进一步增强,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分配不公、部分官员腐败、就业和社会治安等问题突出,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要求越来越强烈,等等。必须看到,由于作为“第二次革命”手段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边际效率开始呈递减趋势,其作用已接近其可能性边界。这预示着新一轮革命即“第三次革命”即将到来。

按照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第“三次革命”发展的趋势应该是一浪接着一浪,一浪高过一浪,一段一段往前走,中国人民政治抬头,经济翻身后,往前走就是人的发展问题。“第三次革命”的主题必然是人的全面发展。可见,“第三次革命”要走的路,正是绿色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现代历史和逻辑,正是这样惊人地统一于绿色现代化。绿色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历史拐点。

新千年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政治经济生活在波澜不惊之中发生着一系列极为深刻的变化。从中央政治局组织学习宪法到强调建立法治政府,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到各种措施的宏观调控,从突破《黄宗羲定律》的承诺到取消农业税,从总理为民工讨工资到发布《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等,都是这些变化的反映,与此同时,一个时期以来严重的资源、环境和各种突出社会问题开始有所缓解。这表明我国正走向一个以人为本、聚焦人的全面发展、走向法治的崭新历史时代。中国的现代化,必将走上绿色现代化的发展之路。

从根本上说,走绿色现代化道路,就是解决科学发展缺失、公平保障缺失、人本精神缺失和法治保障缺失这四个影响现代化建设质量的关键问题。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但在绿色现代化的入口,必须抓好抓实两件大事,即一手抓制度创新,一手抓经济建设。

  制度创新即从社会治理结构调整入手,推动全面的社会改革,建立法治国家,实现依法治国,把以人为本或社会公平在制度上固定下来,为绿色现代化创造基本的制度条件。以人为本,惟民是重,是绿色现代化的重中之重。

  以人为本体现在全民层面是公平,体现在政治层面是民主,体现在制度层面是国家法治化。建立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以人为本的制度保证,因而是走绿色现代化道路的必要条件。

必须高度强调,全面的社会改革不是当前改革层次的简单深入和改革面的机械扩展,而是直面当前存在的“三危”问题以及人民群众对政治权利的普遍要求,在继承已有改革成就并对改革过程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与时俱进,把改革的重点调整到国家法治化建设上来,把各部门、社会组织和群众团体的改革聚焦到建立法治国家上来,把国家的崛起和民族的未来奠基在依法治国这个最坚实最可靠的基础之上,建立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绿色现代化的入口,是以人为本、社会公平的深入,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民族复兴“第三次革命”的第一声号角。

经济建设即从适时的宏观调控入手,加强各职能部门经常性的管理执法工作,在维护人口、资源、环境良性循环的同时,争取较快的经济增长。重点是坚持经常性的宏观调控,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取消单纯以GDP作为社会发展指标并与效率、政绩挂钩的考核办法,建立绿色GDP经济增长质量考核指标,建立完善以人为本的、综合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

把环境保护上升为基本国策,像抓计划生育一样抓环保,形成完整的、系统的国家环保工作体系。积极推广、鼓励清洁生产,贯彻“三R”即减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再循环(recycle)原则,提高工业化水平,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未雨绸缪,加大新能源、新材料的研究开发,提出我国长远的能源资源解决方案,精简机构,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逐步缩小公务员比例与其他国家的巨大差距。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对现行所有经济政策法规进行全面检查清理,该废的废,该改的改,政府应首先进入法治时代。建立健全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严格执行有关保护弱势群体的政策法规。

总之,当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民族竞争日益激烈,时代在飞速发展,中国必须尽快现代化,跟上时代步伐。新时代对一个民族发展的要求越来越严厉,不会再给任何民族举棋不定、犹豫磨蹭的机会。绿色现代化也许是历史赋予中华文明的最后一次机会。500年前的中国因封建专制、闭关锁国、墨守成规而与商品经济、资本培养、走向世界的历史机遇擦肩而过,进而开始没落走下坡路最后落得落后挨打,我们不能重蹈覆辙。今天,绿色现代化正向我们走来,历史再次向我们招手,我们不能坐失良机。

李从国简介:
李从国,贵州省纳雍县人,经济学博士。北京中博联创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跨国公司研究会特聘经济学家。1995年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的关于“抓大放小”的论文,被国内外学术界称之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重要方针-“抓大放小”的理论发端,是“抓大放小”的首倡者。1997年参与了著名电视专题片《软着陆》的策划和写作。1998年参与了中国首次“百名博士西部行”的组织和策划。2003年11月,劳伦斯.克莱因等6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及国内五位经济学家一道,作为全球第一部经济发展宣言――《世界经济发展宣言》(“珠海宣言”)的执笔起草人。2004年在《瞭望》周刊首先提出了中国“绿色现代化”的理念、理论及政策主张。在《人民日报》等媒体发表论文近百篇。写作或参与写作专著20部。主要有《软着陆》、《公有制中小企业股份合作知识读本》、《中国企业集团竞争发展之路》、《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与发展的道路》、《市场经济概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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