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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跨越式发展刍议

作者:     浏览:1270次    时间:2006-03-18

   2005年5月21日,在省委省政府领导关怀和贵州省人民政府驻京办的有力推动下,贵州在京博士联系点成立。这是贵州实行人才强省决策的重要落实措施。博士联系点成立后,我们召集相关专业的博士对如何认真学习总书记春节贵州讲话精神,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进行了多次小型专题座谈研讨。10月底,又组织了“贵州博士家乡行”博士考察团赴贵州学习考察,省委副书记孙淦同志、省委常委常务事省长王正福同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张少龙同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事厅厅长李先优同志等省领导和部门领导同志,对博士联系点的工作做了重要指示,并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有关部办委校的领导和同志们给我们详细介绍了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回京后我们又在省驻京办的支持下,对如何实现贵州跨越式发展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座谈研讨。现就如何深入贯彻落实锦涛总书记贵州讲话精神,实现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以报告的形式,提一些意见和建议。

一、实现贵州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意义


 胡锦涛总书记今年春节视察贵州时,对贵州的发展表示了高度的关怀,语重心长地指出:当前,贵州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机遇,虽然贵州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发达省市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但我们对贵州的发展前途充满信心。贵州的同志要有志气、有信心,努力实现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实现贵州的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列举如下:


 第一,实现贵州跨越式发展,是贵州经济社会摆脱“长期落后”的历史破题。贫困落后,是贵州最为显著的经济社会特征。我们贵州百姓是这样形容自己家乡落后面貌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历史上,贵州就穷。贵州立省于明朝永乐11年,当时就是13个行省中最穷的一个。到了清朝,贵州又是18个省中最穷者之一。从建省到清王朝灭亡的500多年间,贵州财政从未能够自给自足过。新中国建立直至今天,贵州仍然是最穷的省份。改革开放前的贵州,是最典型的落后地区,贫穷是不言自明的。1998年贵州人均GDP仅为全国人均水平的36.3%,属于极低收入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贵州省委省政府带领三千多万贵州人民锐意改革,艰苦奋斗,贵州经济社会获得了有史以来最快最好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有了显著提高。但需要正视的问题是,2005年全国经济排名序列中,贵州人均GDP指标全国倒数第一。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贵州与东部发达省区的相对差距迅速扩大。1990年上海与贵州人均GDP之比为7.3倍,到1998年已扩大至12.1倍,广东与贵州人均GDP之比也由1990年的3.0倍扩大到1998年的4.8倍,贵州人均投资额仅相当于全国人均水平的33%,贵州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仅相当于全国人均水平的59.2%,农民人均纯收入仅相当于全国人均水平的61.7%。


 贵州起点落后,各项经济指标基数小。我们在发展,别人也在发展。如果别人的速度比我们快或才跟我们一样快,我们就只能注定落后。而如果我们的发展速度不在短时期内明显超过别人的发展速度的话,我们将会长期保持落后。在报刊上有一些文章指出,如果贵州仍然按照目前的速度发展,要到2050年才能赶上全国平均水平。市场经济的一个普遍的规律是适者生成、强者发展、弱者淘汰。对一个省的经济社会发展而言,长期落后会固化落后。因此,贵州要摆脱落后,要摘掉“倒数第一”,必须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要实现超阶段超量级的发展。


 第二,实现贵州跨越式发展,是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贵州是祖国大家庭的一员。贵州的发展,是国家发展的重要组成。贵州发展的兴衰成败,与国家的发展荣辱与共。因此,不能孤立地看待贵州发展问题,而要把贵州的发展放在国家发展的层次来对待。贵州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意义不仅在贵州,还在于国家,是为国兴黔。当前,随着资源、环境等人类共同的危机不断显现,全人类的生存竞争、国际间的发展竞争在升级、深化。党的十六大以后的新一届政府从世界的广度、历史的深度、现实的角度出发,与时俱进,为中国的发展进行科学的、能最大限度体现国家最高利益的定位。这个定位,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和平、共赢的、可持续的发展。这个定位,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发展最高的政治纲领。发展是核心,是基础。贵州的发展,不能长期落后,不能拖国家发展的后腿,而是要奋起直追,赶上全国发展的步伐。实现贵州跨越式发展,就是对国家发展的贡献。为国兴黔,贵州人责无旁贷。


 第三,实现贵州跨越式发展的历史要求,给贵州带来了史无前例的黄金发展机遇。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当前,贵州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机遇。我们认为,可以准确无误地讲,以总书记春节贵州谈话为标志,贵州迎来千载难逢的黄金发展机遇。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是资源环境制约的不断加强,飚升了贵州的经济地位。丰富的资源使贵州在全国的经济地位空前加强。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千年以来,资源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影响飚升,由以前的“瓶颈”上升为“威胁”。资源环境问题被强调成了人类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以旨在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东京议定书”生效为标志,全球应对资源环境危机的方式也因此由舆论转向联手合作。地球诞生大约45亿年,地球生命发生大约35亿年。人类的出现不过300万年历史。人类有文字记载的文明不过6000年。在300年以前的人类发展历史长河中,人类与自然基本上能够和谐相处。但在工业革命以来的300年,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已经接近自然对人类生命的支撑极限。各国的资料显示,照目前的开采规模,全球石油天然气最多够耗50年,煤炭最多够耗100年;到2020年,地球上的大多数矿产资源包括铜、铝、锡、锌、金、银等都将被开采完毕。我国近年出现今年迅速加剧的“五荒”即煤荒、电荒、气荒、水荒、运荒,充分说明资源环境对所有工业国家已经构成事实上的威胁。从经济看,这对于“富有中的贫困”的贵州,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贵州丰富的资源一夜之间把贵州在中国的经济地位飚升到“令人瞠目”的境地。丰富的资源,可以使贵州腾飞成为极大可能。


 二是贵州本身的发展解决了贵州人民的温饱,贵州人天然聪慧、温和、勤劳、忍耐的特质将会得到空前的解放,从贫穷饥饿中解放出来的生产力将会变成贵州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具有强劲的创造力。贵州是世界典型的卡斯特地区,大山与劲水给了贵州人最为宝贵的自然禀赋,那就是聪慧、刚直、坚韧。然而在贵州以穷和饥饿著称的历史上,贵州人这些宝贵的自然禀赋,只能转化为吃苦耐劳。在上世纪50-70年代,人们见面第一句话,在全国大部分地方是“吃了没有”,而在我们贵州则是“粮食够不够吃”。可想一个“吃”字进而一个“饿”字,对历史上所有贵州人来讲,是何等的刻骨铭心。贵州人过去的历史,何尝不是为“饱”而奋斗的历史。贵州再好的天赋,自然只能在小农经济的贫苦劳作中钝化、枯萎。而今天的贵州,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今天我们每个三十五岁以上的人们,都在感叹家乡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除了高楼大厦、交通设施、生活设施而外,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深刻变化是我们贵州人已经从“饿”的历史中解放出来。贵州人肚子吃饱了,其宝贵的天然禀赋一定会在不很短的时期内,变成排山倒海、势不可挡物质创造力。这一点,所有的贵州人都深信、自信。


 二是最为关键的一条,是历史给贵州人带来的最为宝贵的政治机遇。打开贵州建省500多年不长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历朝历代中央政府对贵州的战略态度,是贵州贫困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贵州之所以立省,首先是为了满足军事上保证国家安定的需要,是为了方便内地与云南沟通、方便朝廷对云南的军事统制而设立的。我们贵州安顺的“屯堡”文化,就是最有力的证据。显然,贵州立省的第一个目的,是军事,不是经济。因此历史上,朝廷对贵州的态度大都是“不乱就行”,没有把这一地方的经济发展放到战略高度来考虑。新中国建立后,贵州是“三线”大后方,是战略物资生产基地。贵州的生产总体上是为大局而安排的,对当地经济的考虑在其次。大体上讲,当时的贵州是“百分之一”。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大体上都是百分之一。我们查了一下改革前直至改革开放后2000年以前国家对贵州的各种政策性计划安排,很多数据都表现了贵州“百分之一”的特点。还有一个更说明问题的事例是,北京大学本科每年招生2000多名,在贵州就招20多名。“百分之一”这四个字,从某种意义上讲比“夜郎自大”“黔驴技穷”更为悲切。是的,在一个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没能引起中央政府高度关注的地方,要发展是没有多大希望的。在全亚洲都是如此,更不要说在中国。贵州今天的落后,与历史上“不乱就行”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历史的发展总是会带来变化的。对贵州来讲,一个最为重要的变化就是,胡锦涛总书记今年春节贵州之行的重要讲话,要求贵州实现跨越式发展。这意味着“不乱就行”的历史结束了。同时也意味着,老实巴交的贵州人,“烟为别人烤、茶为别人摘、电为别人发、钱让别人赚”事实上的很多不公平,将会很快消除。今后的贵州,应该迎来一个“不发不行、不快不行、快不够也不行”的新时代。党中央国务院对贵州的充分关注,对贵州而言,巨大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央对贵州要求的历史提升,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二、实现贵州跨越式发展需要解决的几个重点问题


 贵州人口众多,民族构成复杂,社会发展水平低,交通信息不发达,“三农问题”很突出。由这些基本省情决定,实现贵州跨越发展将是一个极为复杂、困难的社会系统工程。目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也还处于表层。因此,在这里,我们仅就对实现贵州跨越式发展有重要直接影响的几个重点问题进行研讨。


 第一,加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地方经济的发展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一样,靠三个主要力量拉动:一是投资、二是消费、三是进出口。对贵州来讲,受制于交通地地理条件,进出口作用有限。受制于人均GDP以及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消费拉动的空间也不会很大。这样一来,贵州实现腾飞的重担主要落在投资上面。千方百计加大全这会固定资产投资,实现投资的大幅度增长,显得非常重要。比去年(04年)的统计资料看,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完成1082亿元,增长8.8%;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67亿元,比上年增加113亿元,增长15%。总体看速度并不低。但由于贵州经济总量基数小,与其发达地区比较起来,差距非常明显。就2004年GDP而言,广东2004年全省完成16040亿元,是贵州的14.8倍;山东全省完成15000亿元,是贵州的13.9倍。而同年广东的东莞市完成GDP达1155.3亿元,江苏的无锡市完成GDP突破2300亿元,都比我省还要高。对贵州而言,全社会固定资产投产上不去,GDP就上不去。而GDP上不去,经济发展就没有希望。我省目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足1000亿,这个投资规模要支撑贵州的跨越式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对贵州而言,加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主要途径,是加大基本建设和房地产的投入。如何加大投入,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第二,是辩证认识贵州贫困的问题。贵州的贫困,是富有中的贫困,是阶段性贫困,而不是根本上的贫困。因而解决贵州贫困问题的总体战略,是如何把潜在的财富转化成现实的财富,也即是如何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对贵州贫困的认识,要一分为二。一方面,贵州的确穷。俗话说,知子莫若母,对贵州贫困认识最深刻的,是我们贵州人。我们贵州,的确处于当前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末端。但必须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在贵州贫困的反面,却是极端的富有。贵州是一个山川秀丽、气候宜人、资源丰富、人民勤劳、发展潜力特别巨大的内陆省份。自然资源富集,能源、矿产、生物、旅游资源优势明显。能源资源储量大,水煤互济,组合良好。水电资源经济开发量为6020MW,已开、正开发量为1107MW,仅占18.4%,开发潜力较大。煤炭保有储量523亿吨,居全国第五。矿产资源量大质优,分布集中,开发条件较好。储量居全国前五位的矿产有28种,尤其是铝、磷、煤、锰、锑、金的优势最为突出。生物资源各类繁多,富有特色,是全国重要的动杆物种源地和中药材四大产区之一。野生经济植物在全国具有独特的优势和极大的开发价值。以自然风光和民族文化相结合为主要特色的旅游资源品位高,开发潜力巨大。


 上述对贵州贫困正反两个方面的辩证叙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即贵州的贫困是富有中的贫困,而不是根本上的贫困,或者说是资源性的贫困。这种贫困本质上只是阶段性的。当我们的社会有能力将潜在财富转化为现实的财富之时,这种贫困也就随之消失。因此,如何将潜在的财富变现,即省委省政府所说的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是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最明确的同时也是最正确的指导方针。


 第三,大力争取中央政策支持,是实现贵州跨越式发展最关键的环节。在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在中国现实国情条件下,中央政府是资源最终配置的决定者。贵州能否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央的政策支持是首要条件。在我国已经过去的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市场的作用的确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决定性的作用是政府。政治资源决定经济资源的分配,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是事实而不是道理。因此,贵州的跨越式发展必须最大限度地争取中央政策支持。中央对贵州的支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央财政支持。应要求中央财政按照实现贵州跨越式发展的要求,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目前在基本建设和公益事业方面,政府财政建设资金投入拉动力度还需加大。如200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预算内财政资金投入只占不到4%,拉动力太小。在发达地区,相应的财政资金投入一般都在10%左右,拉动投资的力度是非常大的。而就贵州省级财政而言,本身就很紧张,没有力量花更多的财政资金来拉动经济发展,只有依靠中央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来解决。二是特殊政策支持,要给贵州相当的产业设置和资源配置权。在宏观调控方面,要结合贵州具体实际,制定针对贵州的特殊政策。宏观调控本质上是对投资过度的控制,而这一政策对贵州而言,却在相当大程度上变成了禁止投资。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原因,是贵州经济落后本身带有的经济发展滞后性。如2004年国家开展了对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耗能产业以及土地的宏观调控,这一决策对全国是正确的,但对贵州却是不合理的。因为,全国或其他一些重点地区是这些方面的投资过火了。而对贵州而言,这些方面的投资是刚刚开始。对其他地方而言,是钱捞够了被调控。而对贵州而言,是刚凑齐投资的钱就被调控。如贵州是煤炭大省,但国家重大的煤化工项目就偏偏不落在贵州。又如就贵州资源条件而言,发展煤-电-铝一体化的产业是最经济合理的。但是国家卡死了新上电解铝项目,这个一体化就是搞不成。再如在用地制度上,全国对土地使用进行严格指标控制是必要的。但贵州人口密度高于全国,每平方公里平均200人以上。当别人在修房子的时候,贵州人在拼命挣钱。而当贵州人要修房子的时候,用地就太不方便了。贵州在经济发展中因历史的落后而总在慢半拍,而这“半拍”,使贵州既抓不住市场开放带来的利益,又躲不脱国家宏观调控的种种限制。这是一种事实是的不合理。是的,如果贵州永远处于“别人吃饭时贵州在做饭,而贵州的饭做熟后政策又严令禁止揣碗”这样的境地,还谈什么发展的。因此,贵州的今天,经济发展刚刚起步,离发展过度还很远,还没有资格成为宏观调控的对象。贵州正处于最需要宽松政策的时代,而不是最需要宏观调控的时代。贵州经济作为后发经济,应有相当的自主权。


 第四,大力发展非公经济,大力推动市场经济,是实现贵州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贵州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推动的力量在政府,支撑的力量却在市场。发达地区也是这样的。当初的沿海开放,特区建设,没有中央的支持是搞不成的。中央的支持是发达地区先发展起来的动力。但如果在这些地区,在中央政策开道后,若不能形成强大的市场机制,基本建成市场经济,其繁荣是支撑不下去的。在广东、山东、江苏、浙江等发达地区,非公有制经济是经济结构的主力军,市场经济是维护今天繁荣、支撑明天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改革开放前,公有制经济结构比例为99%,而与这99%相呼应的,是国家一穷二白。今天我国的繁荣,与国有经济比重下降为25%左右,甚至还将进一步下降是分不开的。贵州的跨越式发展,需要政府推动,更需要市场去支撑。贵州丰富的资源优势为什么不能转化为经济优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市场很不发达,市场动作能力差。我们知道,茶是贵州最好,但打贵州商标的茶就是出不了价钱,而别人拿去贴个“龙井”、“铁观音”就价格翻十倍以上。贵州的烟叶好,全国最贵的中华牌香烟大量用贵州烟叶,贵州可以加工出比中华牌好的香烟,但加工好烟的指标贵州得不到,结果是贵州的好烟叶大量低价提供给外省,外省人用贵州的好烟加工高附加值的产品赚大钱。幸好贵州人家乡情节重不太抽外省烟,否则贵州人吃烟的亏就大了。贵州的电卖广东0.28元1度,广东人一度电卖一块多。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讲,就是不会搞市场。在发达地区的财主们把一切都看成是市场关系的时候,我们贵州人还老老实实地等天上掉馅饼。市场,纵深的市场开发,大力发展非公经济,对实现贵州跨越式发展,无比重要。


 第五,着力解决“三农”问题,是实现贵州历史性跨越的重要环节。贵州3700多万人,80%以上是农民。贵州要实现历史性跨越,“三农”问题的解决首先必须要有历史性的跨越。“三农”工作要上一个新台阶。由于历史、地理等复杂原因,“三农”问题即农业弱、农村穷、农民苦的问题,在贵州最为突出。解决贵州“三农”问题的重点,是如何实现农业部分转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等问题。政府应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解决力度,要上一个新台阶。


三、实现贵州跨越式发展的两个重要条件


 第一个条件,制度条件。即干部队伍、经济政策、体制变革突破性的制度创新。贵州的跨越式发展,需要有制度创新的突破性来支撑。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发展机理。贵州省发展史表明,贵州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能保持现有发展速度的确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但现在的问题是,历史要求贵州不仅要发展,而且要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其难度是特别巨大的。如果没有更切合贵州实际的、突破性的改革创新,对贵州现行的发展模式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要实现“跨越”几乎是不可能的。要适应“跨越式发展”的要求,改革创新应该是全方位的、系统的。当前条件下以下迫切需要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改革创,并需要取得突破性进展。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需要强大的制度创新支撑。


 一是干部队伍的建设必须取得突破性成效。我国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越落后的地方,政府的作用越重要。贵州社会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力度和强度是相当大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贵州能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在政府,进而关键在干部队伍。没有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素质高的干部队伍,贵州要实现历史性跨越,几乎是不可能的。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省的干部队伍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当前贵州的干部队伍是合格的。但当要适应“跨越式发展”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历史的要求高了,我们的干部队伍建设必须第一个跟上去。干部队伍,是实现贵州历史性跨越最重要、最基本的政治条件和保证。


 二是政府经济搭台的战略思路创新。贵州经济实现历史性跨越,从数量上讲,必须要实现两个指标的跨越式增长:一是人均GDP,一是财政收入。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经济经验看,政府要实现以上双重目标,一个最佳的、一箭双雕的途径,是通过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提供优质的公权服务、助推经济活动。简言之,政府提供环境和服务,资本来投资、劳动者去就业,最终国家收税,老板收利,劳动者领工资。GDP和财政收入的量度,与经济活动的质量和数量,虽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贵州要实现跨越式发展,要实现人均GDP和财政收入的跨越式增长,一个最基本的硬件条件是政府必须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和服务。如果我们家乡的政府在政府管理水平、政府信用、政府服务方面能有强烈的改观,贵州的经济腾飞就指日可待了。在经济搭方面,有四种现象必须杜绝:一是以资源为诱饵,引狼入室,然后关门套狼,让投资者吃尽各种哑巴亏后,连逃带跑地离开。二是不负责任或者是负不了责任,搞“三拍项目”,即拍脑袋立项,拍胸脯担保,拍屁股走人。三是优惠政策一大堆,但很少兑现,丧失政府信用。四是只顾眼前利益,只考虑项目实施,不顾长期效果。等等。


 三是改革开放的体制创新。越是困难的地方,改革越是要先行。在改革开放之初,沿海发达地区的改革先行一步,促进了这些地区的跨越式发展。这些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又把改革后走一步的地区远远抛在后面。实践告诉我们,改革是生产力,而且是最大的生产力。对贵州尤其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家乡如果不在改革的制度创新方面有跨越式的、突破性的进展,很难想象现有的体制格局能创造出贵州历史性的跨越。


 第二个条件,是经济环境要有脱胎换骨的改造。在现实的国情条件下,市场经济是政府管理方式的产物。市场尽管是强大的,但从来是被动的。贵州经济的很多问题,都出现在经济环境方面。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法治基础上的“三型”政府,即服务型政府、效率型政府、成本型政府,是市场充满活力的基础。在我国发达地区,凡是经济发展快的地方,政府的服务就越好,效率也就越高,市场也因此而充满活力。在贵州,市场体制的建设,由于种种复杂的政治历史原因,进展还很不够。从有关媒体的报导可以了解到,我省的市场经济环境建设还相当落后。然而,宽松良好的经济环境,是经济繁荣的基本土壤。如果我们不能向世界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要保持今天的成就也不容易,更不要说“跨越式发展”。还需要指出的是,培养市场环境的主体,是政府。市场环境好坏的责任人,是政府。能否创造一个宽松的市场竞争环境,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对我们政府的严峻考验。


四、有关政策建议


 基于我们上述对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有关问题的看法,特针对实现贵州跨越式发展这个主题,提出以下初步的政策建议。


 (一)全国范围内公开招考选用一批重要岗位领导干部。干部队伍建设是一极为复杂、敏感的系统工程,必须下大功夫全面规划,逐步实施。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部门特别是重要部门领导干部的选拔作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部门领导,是“方面军”的“军长”,掌握着政府某个方面工作的命运。如何使这些对决定贵州经济发展命运的重要岗位,掌握在称职高效的领导者手中,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为了适应“跨越式发展”的要求,建议政府把事关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最要岗位的领导职位,拿出相当的职数进行全国范围的公开招考选拔。公开选拔重要岗位领导的力度,应该高于国内任何一个地区。


 (二)尽快对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进行专题调查研究,拿出可行有效的方案。贵州的各种资源优势是一目了然的。但是,这些优势如何转化为经济优势,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课题。这是一个省情、历史、理论、实践、经验、教训、分析、归纳、借鉴、比较等综合构成的贵州当前最大的政策研究课题。不下一番功夫,是得不来的。而支离破碎的建言片语、口号等,对如何迅速将贵州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几乎是无用的。建设组织有效力量,对这一课题进入专题调研,尽快形成报告,供政府决策参考。


 (三)加强对外经贸合作。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贵州进出口贸易额度很小,与发达省份不能同日而语。与国内其他地区的经济技术交流合作也非常不足。但市场经济实践告诉我们,一个地区经济的繁荣的程度,与对外经贸交流呈正强相关关系的。在科技信息时代,没有强大的对外经贸合作支撑,地方经济的繁荣是不可能的。


 (四)协调解决西电东送、退耕还林中的资源、劳务补偿问题。在弱者与强者的交换之中,如果公正的天平向强者倾斜,结果必然是强者更强,弱者更弱。西电东送是贵州资源开发的重要战略之一。然而在黔电送粤之中,贵州的电价只是一度电0.28元,而广东一度电可卖3倍以上的价钱。低廉的销售电价,严重影响了贵州的税收。不公平的交换,对广东来讲,是“肥肉上添膘”。而对贫穷的贵州而言,无疑于“鸡脚上剐油”。再看作为环境战略项目的退耕还林。退耕还林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欠规划、少经费、少技术、欠补偿的问题暂且不论,从宏观上讲,也是贵州人吃亏。贵州地处“两江”上游(长江、珠江),是“两江”下游的生态屏障。国家实施退耕还林政策,对长期以小农经济社会著称的贵州而言,影响是极为重大的,这涉及贵州农村生产方式相当程度的转变。据了解,国家对退耕还林的补偿期是8年。而退耕还林,是只准种不准伐,8年国家“断奶”后,退耕还林的农民从哪儿找补偿。而且更为重要是,是整个退耕还林项目的实施,是贵州人在为“两江”下游造福,贵州人在为“两江”下游作贡献。这其中必须有一个补偿问题。具体讲就是“两江”下游地区要对贵州等退耕还林地区的问题。但目前,这方面的补偿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至于如何补偿,可以参考国际上的做法。众所周知,今年生效的旨在限制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东京议定书”中的限排办法,就值得参考。其限排的精神是二氧化碳排排放的国家、地区或企业,可能购买减排指标来替代自己的减排。如某个电厂超排了,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要进一步减排,只有部分停机。而该电厂停机损失大,好了,给一条出路,去其他地方买减排指标来抵扣,可以继续保持生产,保持排放。亚行就专门有这方面的业务。贵州籍张庆丰博士就在做这方面的业务。贵州退耕还林战略项目,应该得到下述三个方面补偿:一是作为生态商品储备,待机出售,并游说联合国等重要国际组织,组建生态商品市场。二是“两江”下游受惠地区应该给一定的补偿。三是要进行政策调整,对种植的树木对一定年限后,可允许适应的科学砍伐,如间伐等,给退耕还林以经济上的出路。


 (五)争取中央对实现贵州跨越式发展出个文件,给一些税收、转移支付、自主权方面的关照。我国市场竞争中,带有强烈的政府竞争色彩。而在政府竞争的领域中,贵州从来是弱势。这与贵州一贯的“不乱就行”观点最少说是政府潜意识是分不开的。今天的贵州,如果不实现历史性的跨越,就会与全国的差距越拉越大。因此,政府应通过各种途径加强与中央有关部门的联系与沟通。要争取中央有关部门在税收、转移支付、自主权方面的优惠。没有这种支持,贵州发展的底气足不起来。


 (六)全面落实九年义务教育,按100%的普及率安排贵州义务教育,把“完全普九”作为贵州落实“历史性跨越”第一个看得到、摸得着、听得见、叫得响、雄得起的第一个实际行动。建议在贵州省“十一五”规划中,将“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95%”等相关内容作一些修改。并在“规划”的落实措施中将“100%的完全普九”,作为重要措施之一,放在突出位置。贵州的贫穷,一个根本性原因是人的素质问题。抓教育,就是抓根本。抓教育,就是贵州最大的“以人为本”。抓教育,就抓住了民心。建议政府在抓教育方面出猛招,“完全普九”,一把搞定。贵州要实现历史性跨越,就得有一些狠招。而抓教育这一招,既抓住了贵州发展的根本,又抓住了民心,同时更重要的,是以最实在最有说服力的方式,向全省人民表达了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实现贵州跨越式发展的决心,这个决心能从骨子里坚定干部群众的信心。“完全普九”,说到底就是个财政问题。而且在省里的总盘子中,也不是一个大问题。而社会影响,则是天大的。解决的办法是多种多样的:中央再争取多一点,地方财政再添一点,开展社会资助再加一把,完全可以解决。对贵州的成功人士而言,没有什么比“完全普九”更能使他们慷慨解囊的了。历史的转折,需要有革命性的手段。政府应以“完全普九”,作为实现贵州历史性跨越的“出师表”。“完全普九”,对转折中的贵州,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刻,是无与伦比的。


 (七)加大引用外脑外力的工作。贵州作为落后地区,得到了中央政府和其他兄弟省市的许多帮助。贵州当地的人力资源、科技资源现状是不可能在短时期里明显改善的。因此接受外援的工作应该深化,通过深化进一步发挥作用。应从被动接受到积极利用转型。这方面,中组部团中央联合组织的博士服务团、中央机关挂职干部、兄弟省市挂职干部等已有渠道可以进一步加大力度。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可以开发一些新的引用引进渠道和方式。如课题委托、利用中介机构等等。值得特别提出的是,由省委领导创意省委组织部操作建立的“贵州在京博士联系点”的初步尝试告诉我们,根在贵州而在省外国外工作的贵州籍博士等高级人才,是贵州利用外脑、引进人才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重要特殊资源,应进一步开发利用。如通过这一渠道引进人才,联系这些人才加贵州挂职任职等,都是可以试验的。而且,贵州籍博士这一特殊群体,对贵州利益有重要而特殊的作用。中央有很多大政策,都是院士、博士、教授们联名提出的。在向中央提出某些建议时,特别是比如要求退耕还“两江”下游补偿、提高西电东送电价等问题,省里提出不太方便。而通过贵州籍博士联系点提出或者是贵州籍博士们联名提出,会产生特殊的效果。


(作者:李从国   二00五年十二月五日)


[后记:这篇文章是去年年底写的。由于没有进行深入的调研,因此总的来看还很肤浅。我下海后,的确没有写过这么长的报告式文章了。再大的诱惑也打不起精神来写大文章。如果不是成立贵州博士联系点,如果不是为了贵州家乡的建设,这辈子我也不想写此类文章。多年不练,手生了。这篇文章与其说是文章,不如说是我李某人对家乡的问候。谢谢每一个点击这篇文章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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