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渤海的形成是“命中注定”

    中国房地产报：您在多次演讲中提到，每个城市、每个发展区都有其独特的甚至可以说是先天注定的“命运”，按照您的理解，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这三个经济区，会有什么不同的命运？

   李津逵：这里所说的命运，更准确地讲，是指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地区在全球化的城市竞争格局中所处的位置。这个位置决定了城市在未来的全球化大潮中，是否有机会成为其中的主角。

   中国沿海地区城市化空间形态上出现了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大城市群。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从南往北分布在中国沿海线上。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个大城市群现象呢？

   不妨先比较一下中国和日本。当两国的GDP都处在1.4万亿美元时，日本全部的货运量仅是中国现在的38%。为什么日本的货运量可以这么节省？因为当中国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着物资的交流和分配时，日本已经形成了都市圈的结构。整个日本的GDP的75%是集中在四个圈中间，即“三湾一海”：东京湾、伊势湾、大阪湾（阪神都市圈），这些都市圈中有“商业的大阪、港口的神户和文化的京都”，还有一个内海叫做濑户内海。“三湾一海”中的每一个都市圈内部都基本构成了自洽系统：各种企业所需要的商务服务、工业配套、人民生活、旅游、居住等市场需求，均可以在都市圈内解决。而都市圈之间的交通、运输、物流负担相对就减轻很多。

   过去，我们总是批评日本的“三湾一海”工业高度同构，你搞重化，他也搞重化；你搞电厂，他也搞电厂。其实，一个圈内有重化也有电厂；有能源也有高新技术产业；有文化也有商业，这些都具备了，也就形成了一个自洽系统，从而大大地节约在整个国土内进行物资调拨的能源和资源。

   城市群的概念来自法国学者戈特曼。远在1958年，他就已经在世界地图上画了这样几个点，分别代表着全世界的六大城市群，其中一个城市群指的是当时中国的长三角。其余五大城市群包括了美国的东、西海岸和芝加哥三大城市群，日本的太平洋城市群，和欧洲以伦敦、巴黎这条走廊为核心的城市群。

   英国学者汤因比曾说“地中海是昨天的海，大西洋是今天的海，太平洋是明天的海”，而现在这些城市群正是依照这个方程式在几个海洋间接力。可是，亚欧大陆的腹地、非洲大陆以及南美却被排除在外。当我们从夜空中俯瞰地球，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的文明都分布在一个个亮点上，这些亮点就是城市。而这些亮点基本都集中在沿海地区，形成了光带似的黄金走廊。比如地中海的北岸，看起来完全就是一条灯光的走廊，—条黄金海岸带。而在亚欧大陆的东端，这些亮点包括了中国、日本和韩国。

   事实上，环渤海地区的城市群已经随着历史的推进而自发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要做的，是把这些地理上的联系变成经济文化上的更紧密联系，把环渤海变成一条黄金海岸。拥有和日韩天然相邻的地理优势，拥有环渤海沿海的优良海港和庞大的运输能力，环渤海的经济圈位置已经是“命中注定”了。其实，中国的两江一海三个地区也都是由其本身的优势注定。

   现在，在以港口、海岸、蓝色的海洋为最大交流舞台的全球化时代，两江一海地区已经拿到了入场券，这就是我说的“命”。其他的，就要看如何运作，也就是“运”了。

   城市化进程

   关键在于塑造现代人格

   中国房地产报：在许多场合，您提到珠三角地区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失落了许多人文关怀，长三角地区也存在某些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因素。在新开发的环渤海地区需要如何去规避这类问题？

   李津逵：一个城市发展的成熟与否，不仅要看这个城市拥有多少现代化的物质条件，而且要看这个城市的人是不是现代化的人。所谓现代化的人，其心理结构中应当包括对自己同胞之爱，对落后地区贫困人民的同情，对同一个城市中弱势族群的关怀。

   许多学者指出，某些城市对进城的民工采取“经济上吸纳，社会上排斥”，结果形成了“断裂社会”现象。一个城市的政府不仅是经济发展中的组织者，更应该是社会进步中的协调者。假如在这些城市政府的眼中，把一部分社会成员看成是所谓“低素质人群”，认为应该清理出去，那么构建“和谐社会”就只能成为空话。

   在城市化进程中，广州、深圳出现的城中村已经成了城市发展的阴影。而长三角地区在为房市造势的同时，拆迁造成的浪费也相当惊人。城市拆迁可以推高房地产需求，可是，是否所有拆迁都是必要的呢？上海百万居民大动迁，使得无数房屋夷为平地，其中并不都是危房，大量社会的财富这样被毁于一旦。

   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前车之鉴，希望能给环渤海的开发带来足够的警惕，因为伴随着大规模的经济开发，不可避免的是城市化的进程。

   已故专家罗荣渠1993年的时候就说过，经济发展“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发了深刻的变化”，这种深刻变化中的许多方面值得我们警惕。就在京津冀城市圈艰难起步的时候，2005年8月17日，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首次提出：“环京津地区目前存在大规模的贫困带。”报道说，京津周边已出现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该报告认为，这会对京津冀地区的现代化和生态安全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

   在传统体制向现代体制的转轨过程中，要逐步将中国人的传统人格向现代人格转变，逐步达到现代化所需要的新人的素质水平。实际上，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这种人格转变需要每一个决策者、每一个参与者和每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常记在心中。

   把“梦”做得完美一些

   中国房地产报：您曾经提过，在一个地区开发的过程中，应该用“百年关怀”为主题做一个反规划。意思是说，不是把要建设什么划出来，而是先划出不建设什么。这种做法是否适合环渤海地区？

   李津逵：当然。中国的城市化是在行动中学习走路的，在我们还不知道方向在哪儿的时候，汽车已经发动起来了。既然环渤海处在一个后发地区，前面的这些城市群、经济开发区在行进中发生的各种问题，我们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从中获得经验和教训。因而我们也就有时间和心理来慢慢地完成一个“梦”，并尽量将这个梦做得更接近完美一些。

   百年关怀这个命题是2003年我们给漳州做城市规划的时候提出的一个建设理想，这个说法和之后国家倡导的科学发展观不谋而合。

   简单地说这个规划是这样的。

   第一，城乡合而不同。

   我们不能要求城乡一体，而造成城不像城，乡不像乡。实际上，城市就应该有城市特点，非常密集，非常紧凑，具有非常高的效率；而乡村则要具备乡村的特点，比如讲究田园之美。但是这两者要在统一的基础设施的构架下，大家都要现代化，这叫“君子和而不同”。

   第二，新旧和平共处。

   老城就是老城，应该保留原有的风貌。环渤海地区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除了北京、天津这些大城市之外，在一些中小城市也保留着相当具有历史风味和历史意义的街区和建筑。今天它的价值我们可能还看不到，它也未必能立刻给地方的财政带来明显贡献。但是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当我们所有的城市都已经变成了新的建成区，旧有的那种尺度感，那种历史感以及人与建筑之间的亲切对话关系，就很难再拥有了。所以今天我们在建设城市群的时候，一定要有百年的关怀。

   前段时间深圳城中村的改造过程中，有一个被誉为是经典案例——渔农村。很多人都说那个渔农村改造了以后会有多么的宏伟和漂亮。

   我问一个朋友，小平同志1984年来深圳的时候做过一番讲话，是不是在渔农村做的呀？

   他说是啊。

   小平同志当时是在哪儿讲的这番话？

   在一家农民的小楼里讲的。

   农民的小楼还在吗？

   没有了，被拆掉了，变成了一个高楼大厦。

   但是，10栋高楼大厦，也不如小平去过的那一个小楼的文化价值。我们不希望类似事情在环渤海地区重演。

   城市文化上的追求

   中国房地产报：一直以来您就特别关注城市发展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这和您一直强调的在城市建设上的“天人合一”的境界是否相通？

   李津逵：城市思想家沙里宁说过：“让我看一看你的城市，我就知道你的城市在文化上追求什么”。这句话给我感触特别深。

   我们绝不希望未来的环渤海城市群是这个样子——在一幢高楼大厦的旁边有一些贫民窟。不是城中村，不是农民房，是贫民窟，是拉丁美洲大城市里随处可见的那种铁皮房子的贫民窟。我们也不希望住在一个由大量围墙保安保护的单位大院或住宅小区的城市里，就自称完成了城市的现代化；我们更不希望以后我们的孩子只知道河流就是泛着臭气的水沟，而不知道河流上曾经有着洗菜淘米、浣纱行船的美好时刻。

   当25年改革与发展积淀下来的矛盾逐步显现在人们面前时，“和谐社会”的概念应运而生。而这个和谐，不仅仅是指人和人之间的和谐共处，更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

   环渤海地区不是一个从零开始的地区，远在环渤海这个概念提出前，就已经开始大面积建设了，并拥有了北京、天津这样的超大型城市，但是同时也拥有周边不少的贫困带。因此这个“天人合一”的问题对于环渤海地区的发展来说，更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题目。好在，这个地区的问题还没有其他地区那么严重。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提醒自己，注意汲取那些先行一步的城市化地区的教训。

   已经有社会学家在提醒我们，近年来全国农村中群体事件的原因已经从税费争议转向了土地争执，从中西部地区转向了沿海发达地区。

   两江一海在新一轮发展中要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先行者，这就要使农民能够参与和分享城市化的进程，使进城务工的人们能够逐渐地享受社会保障。因此，政府不仅是对外竞争中的场上队长，更是和谐社会的责任人。

   两江一海既要眼睛向上向外，又要眼睛向下向内，这就是我对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建设者们的建议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