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人历史学家唐德钢先生说，中国历史上一共发生了两次大的社会转折。第一次就是秦汉年间，用了大概200多年的时间。第二次是从1840年开始的这一次伟大的社会转型，到什么时候能够终结呢，他希望在2040年，他说当200年当中中国大转型完成的时候，我们的中华民族之船在长江上就闯过了三峡，后面就可以享受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风平浪静。

 如果从这样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从1840年鸦片战争就开始了，此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把城市化打断了，从1978年又重新开始一直走到今天，走到了一个城市化最关键的时刻，就是加速城市化的中期阶段，实质上这是跨越两百年的一次城市化。

　　首先，我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是全球化拉动的。古代人们也想进城，但城市提供的岗位太少，这种耕织结构很难打破。为什么这十年来突然有两亿农民工进入城市呢因为我们主动地参与了全球化，两亿农民工造就了世界工厂。所以，中国的城市化是全球化拉动的。

  在甲午战争之后，被动的开关，外商到中国来掠夺，当时也做交易，中国政府是没有主权来捍卫自己权益的。这样一种外商投资使得制造业迅速地发展之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出现了。这些工业化所依托的据点是口岸，因为只有在口岸里才能够按国际案例来办事。甲午战争前20年，我们的进出口年均增长2.95%和2.54%；1895—1927年，进出口年均增长6.0%和6.2%。

　　所以，近代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之一就是城市化的初步启动，其显著特点就是一批因工而兴、因商而兴、因路而兴、因港而兴的城市的诞生和发育。工、商、路、港又来自何处？是来自于中国打开大门，加入了全球化。

　　其次，在开放和竞争中城市才能获得发展。我把近代中国城市按主权类型划分为四种：租界城市，殖民地城市，传统封建城市，自开商埠城市。

　　首先看一下租界城市。20世纪20年代，进出口货物所征关税中，条约口岸占了90%以上，上海、天津、大连、汉口、胶州、广州6个口岸占了65.82%，而上海一个城市就占了40.88%。特别是租界改变了城市的格局，成为近代城市生活的中心。上海租界面积在1915年比1848年扩大了12倍，增至7万余亩（近50平方公里）。在租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上海新城区，数十年间就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今天我们在上海开世博会，这时因为从1860年开始上海就已经是中国经济上排名第一的城市了。因此今天把世博会放在上海是情理之中的。这一轮改革开放依托的城市尽管是被动的开放，却成为了今天我们的桥头堡。

　　殖民地城市，也就是指大连、青岛、哈尔滨、香港、长春等。从城市规划来看，殖民地城市总体感强，但由于公共治理缺少竞争、对外开放的管道单一，未能如沪汉津所发挥的作用。

　　封建城市，就是指北京、西安、成都等城市，他们是由于近代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分离产生的。当时的封建城市在与国际上接轨的时候，远不如租界城市，洋货一般从上海到天津，再到北京，再到县城去。使馆、银行、邮局、公寓等不是北京城市的公共空间，直到今天也是闹市中僻静的角落。显然封建城市在那一轮对外开放，那一轮城市化，那一轮接受先进文明碰撞交流间起到的作用就有限了。

　　第四种就是自开商埠城市。1898年开始，清末已有36个自开商埠；1924年增至52处。1904年自开商埠以后济南的商埠区是生意最火爆的一个城区。这与今天的开发区完全不同，也是为什么我们要重温跨越百年的两次城市化，因为我们要把有益的，了不起的事情重拾回来，树立我们的信?心。

　　第三，产城融合的城市才是永续发展的。为什么今天所有中国的经济功能区当中，高新区、报税区只有深圳取得了成功，汕头、海南、珠海的发展不如广东省的平均水平？这是因为深圳把自己变成了一座城市。有好城市，任何时候企业都会生生不息地长出来。比如说深圳寻呼机企业的小青年，发明了一个东西，最后创办了一个企业，这说明，好城市培育好企业。

　　第四，中国的城市化正在“闯三峡”。1950年代，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我们采取以集体化、户籍管理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国家制度。改革开放以后，大家看一下，联产承包冲破了土地的集体化，自由市场冲破了城乡间的二元结构，民工潮冲破的是户籍管理，现在城中村可以出租，小产权可以出卖……所以中国改革开放中所有这些伟大的创造都是冲破二元结构，中国的城市化表现为农民建设性的集体违法。所以我说中国今天的城市化是中国农民闯出来的，因为中国农民要生态逃难。

　　比较两组城市化率，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户籍口径的城市化率，与国家统计局五普口径的城市化率，两者相差12个百分点。这12%就是今天中国处在城市当中参与了城市分工，但家里还有一块宅基地，还不能参与城市低保、社保的这一群农民工。他们只是一只脚进城，是半城市化，而半城市化的伟大在于它造就了工厂，社会代价是留守老人，寡妇村、留守儿童……，所有这些问题都在乡村中积淀出来。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冲破二元结构的壁垒。如果不把与城市化相关的法规整体做修编的话，我们就只能补丁落补丁。

　　今天中国的城市化就是要转变增长方式。这个转变增长方式将带来一系列伟大的变化，这就将完成我们从清末以来200年来的“闯三峡”，我们从半城市化变成了城市化，总出口转向了扩大内需，然后到消费主导，我们不要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而要把生产城市变成又生产、又消费的城市，这样我们的城市化推进了，减少了农村的建房，减少了城乡之间无效的交通浪费，我们的国民才能市民化、公民化，我们的社会才会现代化，从而完成200年来伟大的中国历史转型。

　　（李津逵系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城市经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景观学院客座教授，清华哈佛城市运营商首席学监，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