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主题已经在我脑袋中闪现过好久了，而且各地源源不断传来的拆迁征地所引发的冲突、灾难等相关消 息，更是不断地冲击着我的神经，使此主题萦绕心头挥之不去。但我却迟迟没有下定决心来讨论它。主要是因为怕自己说话太直率，而自己又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文 章出来可能很容易被人抓住细节把柄，遭人嘲笑到还罢了，搞不好还有被治罪之虞。但是问题并不因为我的犹豫而减弱，相反由权力和资本驾驶的毁灭中国的推土机 ——中国农村城市化改造与新农村建设——正加速作业，迅速将中国乡村、中国农民、中国人民、中国的现在、中国的未来推向毁灭之境。毁灭就在眼前逼进，犹 豫、胆怯又有何用？人临死会本能地大叫，生者难道还会责备他叫的声音太大、太刺耳、太不标准吗？生存家园之亡，岂能没有绝望之嚎。既以绝望之情为亡兆之 音，也只能直截了当地直入绝境之思，自然也就顾不上什么注释、小心翼翼、周详全面了。

　　我承认，将正在加速的中国农村城市化改造与新农村建设放在一起，视为同一现象，是存在一定的混淆之憾，而且在这两种农村改造运动中，既存在对农民、农 村赤裸裸地剥夺，也存在某些农民、农村生活状况的实实在在的改善，所以人们自然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观察、评论。但是从大视野来看，将运动式的农村城镇 化改造和新农村建设比喻为权利-资本驾驶着的摧毁中国乡村、摧毁中国的推土机，对中国农村和中国施行最后一推，很可能在本质上是准确的。所以，对这个问题 的讨论，就必须跳出具体的正反之辩，直截了当地从中国存亡、家园存亡的绝境之设谈起，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灭顶之灾，迫在眉睫！

　　一

　　中国历史的进程表明，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农村城市化和新农村的建设，很可能是中国乡村、中国被专断权力与无情资本连手彻底毁灭的最后一步。

　　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农牧业文明凋零、被摧残的过程，现在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就是现代化危机的总体性表现。不过，不同于世界大多数地区的现代化进 程，农业中国被现代化摧毁的进程，却有着世界上几乎独一无二的模式，即内部的无边的激进摧毁性。这种无边激进的摧毁性，一方面使得传统中国的消失呈现出神 经质的跳跃式症候，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没有给中国留下消化传统农业文明衰弱、消逝的自我调节时间。于是我们看到，虽然从整体上来看，人类都面临着过度现 代化的危机，但分别来看，其他国家、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不管多么快速，大致都还有现代化弊端自我调节、自我消化的时间，哪怕是那些现在看来破产的国家或地 区，都可能还保留着重生、复兴的可能，而唯独中国如果不立即刹住、捣毁正推毁自己家园的推土机，那么中国将毫无重生、复兴的可能。因为这辆现代化、城市化 的推土机，是由权力高度集中化、社会高度整体化、资本高度垄断化的国家所驾驶的，它具有无边无届的前进的能力、渗透的能力、摧毁的能力。这一现代化的推土 机，装配于上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动于七十年代末，轰隆隆全面加速于新世纪。为了更好地理解这辆推土机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力量，不断地以加速度前行，我们需 要稍微回顾一下历史。

　　中国革命的主要特色表现为它的“农民”特质，无论是从中国革命理当实现的目标还是从其合法性宣传来看，应该就是解放农民，让农民自己当家作主。然而，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开始的十年左右的农业中国改造运动——土改、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大跃进、人民公社——却让中国革命走向了解放农民、农民当家作主目 标的反面：传统的乡村结构被打碎，数千年的乡村自治被消灭，农民的土地被集体化（实质就是被国家化），被组织起来的农民，被牢牢地捆绑在自己的家乡，既不 能流动，也不能自我管理，就是连生产、生活的自主权，都被严重影响。这样一个个被凝固的乡村，既分散而在、又统一集中地形成了一个坂结化的农村中国，作为 次等地区，与另一小半被坂结的城市中国相对而在。

　　不少怀念新中国头三十年的人认为，五十年代基本完成的中国、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中国后来的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这不能说完全没有 道理，但是从当下的现实反观历史，与其说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为所谓的中国崛起准备了基础，不如说是在为中国的毁灭，生产、装配着一辆硕大无比的权力结构 的推土机。也就是说，通过五十年代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第一次如此全面地将整个农村、整个城市、整个中国控制在手中，国家成为全能式中央集权化机 器。不过这架机器，在五六十年代被装配的过程和装配成功后，虽然也在实施着全面改造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工程，但是或许还不好说是全面开始了摧毁中国农村的进 程。因为，尽管历史进入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社会运动规模更为扩大，出现了文革这样的大动荡，但是相对而言，这种动荡主要还是表现于城市地区，广大的乡 村虽不同程度地被卷入到文革浪潮中，但其农民一家三代或四代生活于乡村、依靠土地生活、日作暮息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被打破。更具体地说就是，乡村最为基本的 家庭结构、以土谋生、靠天吃饭的农业自然生活结构还保留着。只要这个基础不被摧毁，尽管农民、以及其他中国人，受够了集权、文革专制瞎折腾的苦头，但只要 控制有所松动、自主的条件有所恢复，中国的活力、中国人民为自己创造幸福的能力，就会重新被激活。这正是1978年开始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头六、七年， 我们在农村看到的普遍情况。

　　但是有限放权所产生的制度性效益，很快被消耗一空。一方面农民根本上还束缚于城乡二元结构和“产权”的国家控制下，另一方面沿海外向性经济不断发展以 及土地财政同步扩展，两者双向互动，正式起动了摧毁农村、消灭农民、毁灭中国的权力-资本的推土机。八十年代中期前后，越来越多的农民被日益增加的“农民 负担”和轻农重城的国策，驱赶出乡村，背井离乡，踏上了到沿海、到城市打工媒生道路，成为“世界血汗加工厂”苦力。开始时，外出打工谋生的农民，还主要是 乡村青壮年男性，慢慢青壮女性也随之而出，再后来是拖家带口地长年生活于城市的边缘地带，与各大中城市周边的垃圾圈，形成了变态的“有机生态共同体”；而 许多乡村也严重地凋零化、空壳化。

　　不过，尽管如此，由于城市的排斥（其实城市也无力容纳）和家乡田地、房屋的保留，乡村还没有被彻底淘空、摧毁，那里还有祖父辈和小孙辈以及部分中年妇 女的留守：农忙季节，不少农民也会返乡助农；一年一度的春节，城市候鸟们也会返回乡村与自己年迈的父母、留守的妻儿，短暂团聚。就这样，打工漂泊，无尽的 留守等待，让农村在被日益掏空中，还艰难、顽强地残存。虽然乡村越来越凋零、空洞化，虽然出外谋生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越来越固定化，虽然家，乡村之家，越 来越像是一个遥远的影子，但农民，绝大多数在外拼生活的农民，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家，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尽管它可能并不富裕，尽管它是他们未必想永 远返回的家，但是有了它，他们就有根，他们在外走投无路时，就有退守的根据地。所以，无论在外多么辛苦，城市对他们多么苛刻，他们都能顽强地坚持，坚持， 再坚持。其实，留守的乡村，不仅是广大农民工最后的根基、最后的寄托，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的稳压器，中国的根基，最基础的生存根基。但是，中国农民、中国传 统、多样的中国文化、中国、中国人最后的命脉，命悬一线之脉——危机四伏的乡土中国，正在被权力-资本所驾驶的新农村建设、城市化进程的推土机，无情地摧 毁。就这样，中国农村展开着新一轮的巨变，不，正走在被全面推倒、毁灭的不归之路上。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近在眼前的现实。

　　二

　　首先，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过程，并非是中国农民相对自然地被发展的城市吸纳转变为市民的过程，而主要是被强制性地驱赶出家园坠变为无家可归的城市边缘人 的过程。这要从三方面来看。一方面，现阶段正普遍展开的农村城镇化运动，表现出极强的运动性，即表现为由政府权力强制主导、推进的过程。许多农民是被看得 见的权力之手和看不清的资本之手，强制性地抛到城市中来的。越来越多的农民的最后的家园被撤消、推倒、摧毁，农民们被迫失去家园，被安排成为所谓的“伪市 民”。另一方面，中国城市近三十年来的高度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在相当程度上并不是城市经济的自然的现代生长，而是建立于低端产品的对外贸易加工之前提上 的，这种工业发展的模式，严重赖于沿海对内地、东部对西部、城市对乡村的剥夺；而且这不仅仅是单纯的资本不均衡的地区差异所带来的剥夺，而且是高度集中的 政治权力或直接实施或联手资本进行的不均衡的掠夺。这也就是说，外向性的加工产业和各种对农业、农民的剥夺，构成了中国城市及沿海地区发展的两个重要基 础。不仅如此，第三方面，城市的发展、市政的运作、维持、各级政府的正当不正当的自身开销，还严重依赖于另一个重要的基础——土地财政；而这后一点正是中 国城市房价持续上涨、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结构：低端的对外加工出口经济，需要大批廉价的劳动力，权利-资本对乡村、对农民的剥夺与抑制，帮助沿海的血汗工场呈现出 虚假而真实的比较收益的吸引力，于是超低收入的半无产者——农民工——就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而土地财政则不断地通过强制性、垄断性地地产开发，既为血 汗工厂降低着成本，又为政府自己获得运转的财政和收益，同时又把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为市民或伪市民，或将市民变为低端市民。很多年来，土地财政的高效、 蛮横，主要表现在城市及其周边，而城市及其周边土地资源日益枯竭时，政府-资本的推土机，就必然借助各种各样的名义，更为赤裸裸地、大规模地向农村开去， 而正在被快速推进的农村城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不过就是这辆硕大无比的推土机的巨铲而已。

　　很明显，这种以权力-资本为主要调节杠杆的现代化、城市化发展结构，根本上是缺少内在可持续活力的互为绑架性的结构：海外经济（需求）绑架沿海发达地 区、绑架城市、绑架中国经济、绑架中国政府，沿海发达地区绑架内地欠发达地区，城市绑架农村，各级政府通过对城乡人民权利的有区别的控制、侵犯来绑架、控 制城市、农村、绑架整个中国，将幅员辽阔的中国，逐渐地变为以低端出口加工业为核心的、性质单一的大工厂。因此，这种结构不仅决定了农村注定要成为被剥夺 的最低端，发展成本的最后的支付者，也决定了，此种发展的高度依赖性、食利性的本质。因此，由这样本质所决定的城市，自身是脆弱的，根本没有充足的内力吸 纳、转化大批“被城市化”的农民；因此，被抛入城市的农民们，不仅现在成为“伪市民”，而且不久的将来，更会变成空有几间旧房的城市难民。当越来越的农民 因为传统家园的被毁而成为城市难民之后，城市、城市市民也就要与普遍性灾难同在了。所以，把激进的农村城市化改造，归结为什么“所有的问题只因为国家为了 保持18亿亩耕地红线”（《消灭村庄？——中国新城市化之忧》），若不是无奈的策略之说，就是视野短浅的昏说。

　　第二，农村、农民的凋零、消失，就是多样性文化中国的消失。虽然新中国头30年的各种运动，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文化生态结构，但是在一定意义上来说， 那种破坏还不是毁灭性的，因为被集体化、社会主义化控制、分割、固化的中国乡村的农业生产生活的传统基础，还大致是存在的。正如知青作家李锐所回忆的，当 年他们来到农村时惊奇地发现，上千前就出现的二牛抬扛式的种地方式，仍然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农民们沿用着，这种发现为日后众多知青作家转向寻根文学写作， 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不仅是内地农村，尤其是在更为偏远的少数族裔地区，其传统的文化样态，保存得更为完整。我并不是在美化落后的二牛抬扛的生产方式，而是 要说明近二十多年来的“经济腾飞”、社会结构的巨变，迅速、全面地冲击、改造着中国文化最后的存在生态；而新农村建设、大规模的农村城镇化运动，则是将仅 存的多样性中国文化传统的最后存留的基础——农民-土地-居住-生产-生活相互一体的生态格局，彻底铲除了。这一点对于那些从事人类学、民族学、少数族裔 文化研究的人士来说感受最深；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只要稍微对身边发生的相关情况做些观察和思考，也都不难发现。

　　这里我不就以那些贫困的乡村为例，而举一东一西两个算得上“楷模”的地方来稍加说明吧。

　　一月之前，我曾到中国最富裕的县市之一，所谓“天下第一村”华西村所在的江阴市参观学习。江阴市、华西村的富裕、城市化程度之高，让孤陋寡闻的我，大 为吃惊。我原先脑海中所存在的江南鱼米之乡的想象，在江阴的土地上找不到任何影子。市区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城市化的建筑格局，城市中央的所谓的文化广场， 规模宏伟、壮观，除了星点的装饰之外，没有什么真正活的传统的自然人文空间形态，而且其基本建筑构想、模式，与我在其他许多地方见到过的所谓文化广场，没 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毫无独特性而言。而乡村也是一块块被集中化了的村民住宅或别墅区（当然还有成片的厂区），农村新居的生活条件是非常不错，但也是了无特 色的类城市化的小区建筑。最有意思的是，中国农村的楷模华西村，在村中央集中地建立起了九座高塔，其中有一座号称是世界（亚洲？）第一高的钟楼。同时还有 一些西式的高楼大厦，其中正在建设的一个华西大厦，是典型的西式摩天楼建筑。在这密集的钢筋水泥构成的村中央建筑群中，点缀了小小的一块所谓的江南水乡之 景，当然是死景，水也是死水。在村中央区的远处小山上，蜿蜒而上地建造有小号的长城、天安门。这还不是全部，在所谓加强第三产业建设精神的指导下，该村周 围的其他地方，还建有好几处中式或西式的公园以吸引游客。引导我们参观的人介绍到：我们这里的建筑风格多样，有中式的有西式的，有洋的有土的。我们老书记 （吴仁宝）说，领导来了，喜欢洋的我们带他看洋的，喜欢土的，我们带他看土的，喜欢社会主义的，我们带他看长城、天安门。言者洋洋自得，但就是不知这样的 没有自我历史、克隆复制的大杂烩般的新农村生态，真应该是我们所有中国农村为之效仿的榜样，未来发展的楷模吗？

　　然而，从各地传来的新农村建设、城镇化改造的故事，不正是大都在仿效“天下第一村”吗？华西村的工业化发展模式，限于外在条件，不那么好模仿，但把农 民的房子拆了，集中盖什么农民别墅，克隆什么天安门、人民大会堂、故宫、白宫，重建什么假古董、什么什么假中假西的公园等把戏，对那些大权在握的官员来 说，却不在话下！而隐藏在这些类似发展之后的动力，则是形异而质同的从土地要发展、要资源、要GDP高速增长、要政绩、要腐败的诉求。

　　让我们离开东部，再到遥远的西部即新疆的喀什去看看吧。不错，这个例子似乎不大合适，因为喀什并不是一个乡村，也不是一个县级市，而是一个地级市，是 新疆南疆地区的文化经济政治中心。但是如果我们从喀什老城区原来普通民众的生活、生产方式来看，从其经济、文化特点来看，可以说是属于农业文明的集镇性城 市。一方面，它作为南疆地区的中心，具有内地一些大中城市的核心吸引力，发挥着信息、资源流动中心的功能；另一方面，它和其他周边农村地区一起所构成的南 疆经济生态结构，则是传统农业文明形态的，因此，与其周边农村相较，喀什虽然也得到了重城轻农制度的好处，但是它与其周边农村的关系，基本是既各自自在又 相互互利性的关系。直白点说就是，周边农村离开了喀什，虽然有些不便，但并不影响其基本生存形态；而喀什自身，也不是依靠血汗工厂剥削农民来生活、发展、 致富的。相反，当年遍布喀什老城区的与居民住宅相互一体的各种作坊，则既为周边农村生产者所需的商品，又为自己喀什普通民众，提供着生活的保障。虽然我们 不应该将这样传统型的农耕文明式的“城乡互补”生存形态浪漫化，但它却的的确确是可持续的、自我调节的、非依赖性的、非剥夺性的城乡互利结构，也正因为 此，独居魅力的喀什维吾尔古城文化才得以保存、名传天下。

　　但是几年前开始的喀什老城区改造，却没有真正吸取北京老城和中国各地传统城镇改造的惨痛教训，基本上仍然采用简单的拆迁重建的方式半破坏性地改造。我 不否认，经历了三、四年改造的喀什，的确变得更干净、更像城市了，普通民众的居住条件也得到了相当的改善，而且改造的过程中，也程度不同地关注了喀什传统 文化特色的保护，但是原来的那种相当程度的自给自足的传统城市文化生态，却遭到了严重的冲击，原来那个居住、生活、生产、旅游等诸要素水乳一体的古城原 貌，现在基本只能在喀什高台的一小块地方中见到，而且它还被圈起来，成了需购买门票才能入内的旅游“景点”。就这样，喀什老城市——这一中国可能最后残留 的文化之城，永远失去了在总体保持原貌格局上改造、提高、完善的可能。

　　7·5以后，国家加大了对新疆，尤其是对南疆的支援力度，喀什也被想象或定位为西部深圳。国家造福新疆人民、造福南疆人民的心理，不可谓不真诚，不可 谓不急迫，但是如果喀什与其周边乡村的关系，真的变成了深圳与内地农村的关系，我不知道，独居特色的中国南疆维吾尔文化，还能保留多少；我不知道，那些虽 不富裕但却百岁老人最多的南疆乡村，又有几个还能保存它们详和、平淡、完整的自然人文生存形态呢？

　　难道小康、现代化，非要以彻底铲除我们的文化记忆为代价吗？

　　第三，正展开的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改造，不仅仅是农村社会结构、家庭结构的彻底摧毁，中国文化生态的彻底摧毁，还很可能是十几亿中国人所赖以生存的土 地、河流、自然家园的被损毁。这点实际已经有数不胜数的例子可以证明了，所以我下面的相关举证，可能与其说是出于论证的需要，不如说是出于平衡文章结构的 考虑吧。

　　众所周知，在近三十年的中国发展中，大量土地被占用、被废弃，众多的河流被污染、断流，原先中国最主要的产粮区江南地区，已经变成了外向性加工产业的 主要聚集区之一，大片的农田，已经被工厂、住宅、水泥建筑和道路所覆盖，而为十几亿中国人生产粮食的重任，已经快步地由原来的东中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 原先承担着水土保持重任的许多西部地区的草原、森林地带，不是变成了粮食、棉花的产地，就是被矿产开采所破坏，或者成为自然生态恶化的牺牲品。国家的退耕 还林、退牧还草、18亿亩耕地红线等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然则尽管国家有不少生态保护的政策和措施，但是在GDP至上、发展冲动的 推动下，中国的自然生态条件总体还在日益恶化。在沿海地区日益重视生态治理、追求产业升级换代的今天，中西部地区，却热情地期待着原有沿海地区的产业向中 西部转移。

　　如果说落后低效产业问题，离本文所讨论的主要对像——农村城市化转移、新农村建设运动——稍微有点远的话，那么不妨还让我们再结合直接的事例，更进一步地阐释阐释吧。

　　比如我前面介绍过的中国第一模范村华西村，还有其他更多的关于中国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城市化转移的事例都可以说明，隐藏于其深处的重要动力，都与通过置 换农村土地使用的途经，换取地方发展、财政收入、官员个人利益的需要直接相关。而这一切，又都主要落实于通过对农民权益或变相或赤裸裸地剥夺之基础上。 18亿亩红线政策的被扭曲化的现实（即通过强拆传统农居，让农民集中居住楼房或让农民跳跃式地变身为市民，以此换来所谓的土地财政、耕地面积、经济发展之 间的平衡）之所以会发生，根子不在18亿亩红线本身，而在于我们前面所说的那种危险的由权力-资本杠杆推动的互为绑架性的经济结构、发展模式。不过这也与 18亿亩耕地红线政策出台背后的理念有一定的关系。即这个政策的制定，只看到了耕地与粮食产出之间的关系，而没有真正考虑到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的位置，没 有真正考虑到他们的权利，尤其是他们的自我定位、自我设计、自我安排的自主权。因此，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都不会真正想想为什么农村会形成传统形式的户 居-生产-生活的综合性单元结构，而且这一结构虽经无数社会动荡，一直延续至今；不会真正考虑，这种看似陈旧、落后的单元性户居-生产-生活结构中，所包 含的自然与人、单个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和谐、稳定、循环关系。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尽管中央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的城镇化改造的宏观规划，都包含尽快提高农 民生活水平的良好用意，但其实质，却与现实中每天发生的剥夺农民、毁灭乡村的具体施政，本质上是相通的。

　　在这样上下一休、本质相通的政府主导的发展中，中国乡村、可自然调节的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生产-生活结构、农民-土地结构，统统都被推倒、打碎、持续销毁。直到幅员辽阔的中国，彻底单一化、彻底丧失自我调节能力、彻底丧失灾难后复苏、再生的可能性为止。

　　所以，摆在我们前面的既是乡村的消失，也是中国的消失，更是我们、以及后一代人生存家园的毁灭。在这样毁灭的前景下，中国实际上没有了出路；连出路都 没有了，还去想什么激进还是渐进、什么民主宪政还是民主社会主义或其他什么变革的方式、制度设计，统统都显得天真，可笑。当然连写出这样文字的我，都是可 怜、可悲、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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