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大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中第一个转变就是要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在当前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出口增长受阻的情况下，实施扩大内需的方针，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对于化危机为机遇，保持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

（50人论坛·北京）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是社会生产过程的终点和起点。人类正是为了不断提高消费水平的愿望，才产生了发展生产力的强大动力。现代科技进步大幅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使人类许多消费的梦想有可能变为现实。如果说在农业社会，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主要受制于供给能力的增长，那么当我们学会用现代机器大工业来制造各类社会产品之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制约消费水平提高进而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已经转变为广大人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30年改革开放极大地激发了我国人民的劳动热情，形成了强大的现代生产能力，而广大居民的现实消费需求明显不足，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中第一个转变就是要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在当前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出口增长受阻的情况下，实施扩大内需的方针，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对于化危机为机遇，保持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

　　一、居民消费率过低是当前国民经济中很不协调的重大比例关系

　　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5.4%，已经降低到改革30年来的最低点。与历史最高水平1985年的52%相比,下降了17个百分点。与发达国家相比，则相差30个百分点左右。这在宏观经济的各个参数中，是极不协调的，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居民消费率过低，对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一是广大居民的生活水平不能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同步提高，降低了国民经济的宏观效益。在国内生产总值使用中，用于最终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的比例，是衡量宏观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前的30年，由于片面理解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长期实行高投资、低消费的政策，使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提高。1978年以后，我们调整了这一政策，最终消费率明显提高，人民从经济发展中得到了较多实惠，在整个80年代，出现了消费与经济增长良性循环的局面。然而，从90年代开始，最终消费率又开始缓慢下降，虽然1998～2001年曾出现过短暂的低幅回升，但从2003年起，伴随着重工业的高速增长，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出现了连年下滑的趋势，2007年甚至比改革初期的1978年还分别低了13个和14个百分点。这就是最近十几年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滞后于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

　　二是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引起生产能力过剩。与低消费率相对应，90年代以来，投资率出现了两个40%以上的高峰期，即1993～1995年的年均41. 1%和2003～2007年的年均42.4%，其中2004年高达43.2%，成为改革以来最高的一年。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等行业的投资过快增长，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的局面。如果消费市场不能相应扩大，由此形成的无效投资和银行呆坏帐必然增加，将直接威胁到经济的持续、平稳、较快发展。出口的连年大幅度增长，使贸易摩擦增加，顺差扩大，国际收支不平衡也影响着宏观经济的稳定。从2001年到2007年，消费、投资、净出口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分别为40.6%、48.4%和11.1%，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的贡献率明显偏低，包括工业消费品在内的大批生产能力闲置，消费严重制约着经济增长。

　　三是政府消费支出的比重不断增加，助长了奢侈浪费之风。在最终消费支出中，政府支出所占比重，80年代为21.6%，90年代24.2%，2001～2006年上升到26.8%，2007年达到最高水平的27.3%。这说明行政管理成本在不断上升，对居民消费必然产生挤出效应。在最终消费率已明显偏低的情况下，政府开支比重过大，进一步压低了居民消费水平。

　　造成目前居民消费率过低的局面，有其多方面的原因，只有进行综合的历史的分析，才能找到症结所在。

　　首先，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是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根本原因。1978～2007年的30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均为7.0%，比经济增长速度低2.8个百分点。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到1978年以来45%的最低水平，比改革以来最高水平1985年的56%低了11个百分点。

　　其次，城乡、地区和个人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制约了广大中低收入者购买力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由差距最小时1985年的1.9：1扩大到2007年的3.3：1。县和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由1978年的67.6%下降为2007年的32.3%，平均每年下降1.2个百分点。2005年，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之比为1：0.64：0.65：0.64，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之比为1：0.65：0.59：0.93。东部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城镇居民之间，东部与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农村居民之间，在收入上拉开了距离。从职工工资占GDP的比重来看，也由最高时1980年的17%不断下降到2007年的11%，而且65%的职工收入水平低于平均线。全社会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在0.43以上，进入了收入差距较大国家行列。消费弹性系数较高的广大中低收入者支付能力不足，是居民消费率低的直接原因。

　　再者，外资企业通过各种手段转移了大部分利润，使职工收入和国家税收处于较低水平。随着外资企业在国内经济中比重的提高，特别是在出口中的重要作用，对GDP和外贸总额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但相对于内资企业来讲，外资企业的职工收入和对国家财政的贡献较低，必然使可供国内居民支配的财富在GDP中的比重出现下降的趋势。2005年外资企业创造的工业增加值占整个工业增加值的30%，外资企业出口总额占全部出口额的58%，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的88%，加工贸易占外贸总额的53%，外资企业通过与关联企业的贸易等手段把利润转移出去，同时尽可能地压低工资支出，减少上缴税收，出现“留下GDP、拿走利润”的状况。比如，华为公司作为内资的集体所有制企业，2006年销售额700亿元，职工6万人，纳税额50亿元，职工平均工资处在国内的较高水平，新进入的大学生月收入达6000元以上。而另一个电子类外资企业销售额是华为的两倍，职工20万人，纳税额只有1亿元，职工月工资压在1000元左右。利用外资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后仍然要继续坚持。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外资到中国来的主要目的是赚钱。我们应当虚心地向外资企业学习技术和管理经验，发挥外资企业的带动和扩散效应，加快内资企业的发展。

　　第四，目前我国正处于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加快发展的工业化阶段，较高的投资率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要求。我国的城市化正处在加快推进的过程中，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今后一个时期城市化仍将保持较快的速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相应保持较大规模，铁路、公路、水运、供水、供电、通讯等基础设施也正处于大发展的阶段。改善城乡居民的居住条件，需要对房地产投资保持一定的强度。这些都对钢铁、水泥等建材和化工材料提出了较大的需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从万元级上升到几十万元级的商品消费，需要有一个收入积累的过程。因此，在一段时期内，必然带来消费率的下降和积累率的上升。

　　二、提高居民消费率是当前宏观调控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

　　提高居民消费率，降低投资率，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应当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一项重大任务。针对上述原因，在近期调控措施和长期发展政策上，应当研究和采取以下综合性对策：

　　第一，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着力提高中低收入者特别是农民的收入。

　　对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应当进行大的调整。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报酬所占比重，降低资本所得比重；在再分配中，提高居民收入比重，降低国家收入所占比重。着重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逐步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居民收入结构。建立企业工资协商机制，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降低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财政对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投入。可以考虑将国有企业实现利润的一定比例用于社会保障基金的投入。通过采取多种措施，有可能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将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和居民消费率分别提高10和15个百分点，达到55%和50%，接近改革以来最高水平1985年的56%和52%。如能实现这个目标，就意味着每年将有5万亿元以上的商品由投资和出口转为居民消费，人民的消费水平将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从而使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使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的发展方式转变真正得以实现。

　　近五年来，随着中央连续五个“一号文件”的贯彻落实，解决“三农”问题的力度加大，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加快，2003年到2007年分别增长4.2%、6.8%、6.2%、7.4%和9.5%，同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9.0%、7.7%、9.6%、10.4%和12.2%。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仍明显偏低。平均起来，五年间农民收入增速比城镇居民低3个百分点。而且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基数相差3倍多，农民收入增长3.3个百分点的绝对量才相当于城镇居民增长1个百分点。尽管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努力遏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但近期内改变这一趋势的难度相当大。因此，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目标，作为关系经济全局的大事，作为我们党代表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实际行动，切实抓紧抓好。农民收入的较快增长必然带来农村市场的活跃，对消化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拉动城市经济发展必将起到重要作用。

　　第二，扩大消费领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2005年，城镇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已降为36.7%，用于改善住、行条件和医疗、教育、通信、休闲等服务性的支出已占消费支出的60%以上。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也下降为45.5%。城乡居民消费都在由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宏观经济政策要有利于推动这种转变。要通过适时修改税收、价格等政策，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要把加强社区服务作为扩大消费的重点之一，既满足居民多层次多方面的消费需求，又为扩大城镇就业提供条件。实践证明，社区服务发展比较好的地方，其吸纳的就业人数可达到社区全部从业人员的50%以上。

　　第三，扩大消费信贷，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消费信贷发展很快，目前已占银行信贷余额的15%～20%。根据发达经济国家的经验，消费信贷的比重可以提高到30%左右。因此，我国消费信贷还有发展的潜力。扩大消费信贷的关键是要建立和完善个人消费贷款征信体系、消费贷款抵押担保体系，鼓励住房建设公司和汽车生产销售企业发展贷款金融业务，降低消费贷款风险，优化消费信贷市场环境。为了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应逐步增加财政对教育、医疗类公用事业的投入，加快医院管理体制、医药流通体制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降低过高的药品价格，减轻居民个人的教育、医疗负担。扩大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的覆盖面。尽快解决农民工保险账户可转移接续问题。

　　第四，调整投资结构，改善消费环境。要围绕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调整投资结构，注重增加能够改善消费环境、有利于扩大新的消费热点方面的投资。如我国居民目前消费结构中，用于住房、交通、通信等方面的比重偏低，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要针对影响消费扩大的主要问题，采取有效对策，努力改善消费的硬环境和软环境。要加快以铁路为重点的现代综合运输体系建设，改善居民出行条件。搞好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为扩大居民文化、休闲、旅游消费创造条件。适应消费结构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升级的要求，鼓励各方面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办好各级各类教育，充分满足人民受教育的需求，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加快新一代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网、通信网、广播电视网三网融合。大力提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完善农村电网和乡村道路，推广利用太阳能和沼气，扩大家电下乡财政补贴品种，除彩电、冰箱、洗衣机、手机外，应根据各地情况，增加摩托车、热水器、电脑、电磁灶、空调等，把农村巨大的消费潜力发挥出来。

　　第五，整顿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商品服务质量，是扩大消费的前提条件。要继续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确保食品、药品质量安全，防止价格欺诈行为，使人民能放心大胆地消费。抓紧建立食品质量安全生产技术保障体系、质量检验监测体系、品牌标识认证体系、社会监督举报体系、质量监管责任体系、质量安全法规体系。凡是在市场出售的商品，应能通过商标或电子标签，迅速查明该商品的主要信息，以便于消费者的监督。要倡导建立诚实守信的商业道德，形成统一、公平、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第六，合理引导消费预期，倡导健康文明的消费方式。我国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健康发展的势头，使广大消费者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这是建立良好的市场预期的重要前提。当前面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更要使广大居民树立信心。要通过良好的市场预期促进消费市场的稳步均衡发展，避免出现市场的大幅度波动。要通过对市场各类商品供求态势的分析预测和大众媒体的正确引导，使广大消费者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鼓励节能型消费、无害型消费、文明型消费，避免炫耀型消费、跟风型消费、奢侈型消费。大力推广节能住宅、节能汽车和无污染产品，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提高消费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要使消费的扩大能有力地促进广大人民的身心健康、智力开发和社会和谐，使消费者在改善生活质量的同时，自身的素质也能得到全面提高。

　　三、促进房市、车市、股市联动、持续、健康发展

　　住房和轿车消费是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的增长点，对拉动市场消费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房地产市场、汽车市场和股票市场，是现阶段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三大市场联动发展，对于保证经济增长的活力和持续平稳较快发展至关重要。为此，应当研究三大市场的内在规律，完善促进三大市场健康发展的相关政策，把促进三大市场联动发展作为当前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的战略重点。

　　（一）保持房地产市场持续繁荣。

　　改善住房条件，是广大城乡居民的迫切愿望。在居民消费意向调查中，改善住房条件总是排在第一位。住宅业产业链条长，对相关产业拉动作用大。去年以来城镇住宅价格涨幅下降，是前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稳定城镇住房价格若干意见的政策效应，符合广大消费者的意愿，也是保证住宅业长期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住宅业的发展，必须以满足广大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为主要目标，实现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住有其居”的要求，这就应当把城镇住房价格控制在与广大居民收入水平相适应的合理水平上，决不能通过炒作住房价格，制造泡沫。地方政府不能把抬高房地产价格作为增加政府收入、制造虚假经济繁荣的手段。国内外大量事实证明，以制造房地产泡沫刺激经济发展，必然是饮鸩止渴。日本、香港就是沉痛教训。过高的房地产价格虽然使房地产商和以房地产为抵押的金融业获利丰厚，使政府收入增加，但苦了广大消费者，特别是当房地产泡沫破裂，酿成金融危机，就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致命伤害。九十年代日本经济十年徘徊和香港经济曾因高房价而陷入困境都证明，我国房地产市场决不能走泡沫化的路子。美国由房地产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危机，更提供了一个反面教员。我们应当学习新加坡、德国等稳定住房价格、保障广大居民住房需求的成功经验，通过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同时通过房地产市场的稳定为整个市场的稳定和经济的稳定奠定基础。

　　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城市的住宅价格是合理的，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是平稳健康的。国务院文件要求强化地方政府在稳定城市住房价格方面的责任，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因为稳定住房价格的手段大部分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通过增加中小户型住宅和保障性住房的土地供应，就能有效抑制住房价格的过快上涨。去年11月份中央决定实施扩大内需的十大举措，其第一项任务就是通过增加政府投资，在三年内新建近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以满足广大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解决煤矿塌陷区、林区和游牧民的住房问题。这项措施的实施，将使几千万群众的居住条件得以改善，从而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而且对扩大住房市场、稳定住房价格、拉动建材业的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国务院有关部门对降低住房交易税收、增加住房贷款等政策的逐步落实，将进一步增强房地产市场活力。

　　当前，应研究如何放开搞活二手房市场，鼓励更多的二手房进入市场交易；研究如何扩大住宅租赁市场，以适应劳动力流动和低收入者的需要；研究如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住宅市场等。总之，通过住房政策的调整和体制改革，增强房地产业发展活力，满足多层次的住房需求，充分发挥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

　　（二）鼓励扩大轿车消费。

　　轿车进入家庭，曾是中国多少代人的梦想。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汽车工业的发展，到今年1月份，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销售市场，全年汽车产销量将双双突破1000万辆。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圆了轿车梦，实在令人高兴。去年下半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国内汽车销售量增速下降，这只是经历了连续几年井喷式增长之后的一个短暂休整，随着国家以燃油税代替养路费等各项鼓励汽车消费政策的出台，汽车销量增长速度已开始加快。去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200美元，标志着已进入轿车消费大众化时代，而我国人均汽车保有量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汽车销售必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轿车消费与住房消费相互影响，联系紧密。随着轿车进入家庭，人的活动半径扩大，带来了城市布局的改变。我国目前市区房价高于郊区，而发达国家正相反。由于郊区人口密度低、居住环境好，郊区房价理应高于城市中心区，关键在于交通条件。在郊区依山傍水的地方修建住宅区，用高速公路或轨道交通与市区联接，将能有效改变市区房价过高、交通拥堵等问题。

　　当前鼓励汽车消费应研究采取以下政策：一是扩大汽车消费信贷。前几年由于缺乏管理经验，一些贷款购车者恶意逃避还贷，形成大批银行呆坏账，一些银行不得不急剧收缩或停办汽车贷款业务。在这方面要学习国外成熟的经验。发达国家汽车信贷占销售额的80%左右，我国目前仅占8%。通过信贷支持，将能为汽车销售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改善汽车使用环境。城市发展规划应考虑轿车进入家庭的新情况，新建住宅区、商业区应考虑停车场所。国外停车场建设已发展为一个独立的新行业，我国一些大城市应及早引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把城市发展、住宅建设与轿车进入家庭统筹考虑。要减少对汽车的不合理收费，降低汽车使用成本。三是鼓励购买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和中小排量轿车，以利于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在电动汽车技术的研发上，我国汽车企业已取得突破，走在全球汽车工业的前沿。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不断扩大其在国内外市场的占有率，努力走出一条节能环保型汽车工业发展道路。四是延长汽车产业链，充分发挥汽车产业对就业和消费的带动作用。根据发达国家经验，汽车生产环节的实现利润在汽车产业链条的总赢利中不到10%，其余利润分散在销售、维修、金融、保险、燃料、零部件、停车、洗车等各个环节，对相关行业产出和就业的带动效应达到1∶6左右。要通过积极发展汽车的上下游产业，为汽车的生产和消费创造良好条件，扩大汽车进入家庭的经济社会效应。

　　（三）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拥有财产性收入。证券市场主要是股市的行情，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房市和车市的繁荣程度。当股市处于上升时期，住房和汽车销售就旺盛。当股市低迷时，也波及到房市和车市。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史不长，发育不充分，许多制度和运行机制尚不健全，管理上也缺乏经验，股市出现大的波动是难以避免的。为了保持股市的稳定健康发展，一方面要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另一方面要改善对股市的宏观调控。近几年政府有关部门在制度建设上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成效，在对股市的宏观调控上尚需进一步把握好规律，提高调控水平。一般来说，应通过对股市供求总量的调控，实现股市的稳定健康发展，避免大起大落。当股市处在上升期，为了避免过热，应适当增加供给；当股市处在下行期，为避免跌幅过大，应适当增加需求。要把对股市供求总量的调控同行政干预区别开来，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要强化对股市的监管，依法查处各种违法行为，促进股市规范发展。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适时推出创业版市场，培育壮大证券投资机构，实现专家理财和理性投资，使我国资本市场真正发挥出对企业的评价、优选功能，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同时使广大投资者能够分享到企业发展的成果，不断增加财产性收入。要通过资本市场的稳定和繁荣支撑房市、车市的持续繁荣，努力使房地产业和汽车产业成为拉动国民经济的长盛不衰的支柱产业。

（文章来自:中国经济信息网,作者: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郑新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