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收入完善环境增强利好预期 政府加大投入促进公共消费需求
对于如何有效地扩大内需，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常务副会长魏杰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必须通过提高居民收入，降低银行利率、建立完善的制度环境、增强居民对未来的利好预期等方式来促进居民的个人消费需求；同时，还必须在政府公共投资方面下工夫，提高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财政支出比例，以促进居民的公共消费需求。
启动居民个人消费需求
问：在启动居民个人消费需求方面我们怎样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魏杰：我们必须在居民收入性消费、信贷性消费和预期性消费三个方面做出努力。在居民收入性消费方面，关键是如何提高居民收入，使居民敢消费、能消费，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制定相关措施：
第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经济统计的角度来分析，当国民收入创造出来之后，国家获得这种分配的方式主要是财政收入，其中又以税收为最重要的方式。在内需不足、国家要刺激消费需求的背景下，应该让居民所得更多一些，国家拿得更少一些，主要的方式是减免税收，尤其是减免个人所得税，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办法，切实减轻居民的税负。
第二，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主要解决的是货币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利益分配问题，数额非常巨大而且涉及面广。由于我国劳动力丰富而资本过剩，便形成了资本能力较强、在初次分配中占有支配地位的现象。企业利润很高，但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一直提高不快。
第三，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以及财产运营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
提高农民和落后地区收入
问：农村和落后地区的群众收入该如何提高？
魏杰：如何提高农民收入，是一个十分重要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政府不可能给农民发钱，提高农民收入只能采取间接的方式，提高农民的相对收入水平。比如提高粮食价格水平，现在应当进一步放开粮价，让农民享受到粮食相对稀缺带来的涨价效益，同时，也可借助粮价的上涨缓解供求形势。此外，推行城乡一体化政策，让农民享受到平等的公共品服务；促进耕地和宅基地的流转等，这些对提高农民收入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提高经济落后地区人们的收入。我国每年都有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投入到中西部落后地区，然而效果并不明显。我国贫困人口数量的下降在近年来一直十分平缓，说明现有的扶贫方式效果有限。现在来看，单一的财政转移支付是不足的，因为这些钱到了落后地区之后，仍然是在财政系统内打转，多数用作了供养财政人口的支出。因此，应该多管齐下，既要为落后地区的低收入人口提供生活的基本保障，同时，更要提高地方的造血机能，通过教育、培训、劳务输出等方式，为其提高就业和创业的各种机会，切实提高其收入水平。
促进居民预期性消费
问：消费环境和消费预期的制约如何解决？
魏杰：在居民信贷性消费方面，可以从两方面入手来进行鼓励：首先要降低利率。利率越高，则信贷性消费的成本越高，因此，如果要有效促进居民的信贷性消费，就必须降低利率；其次是要完善制度环境。我国信用系统还很不发达，严重制约了消费性信贷的发展，今后应该继续完善信贷性消费的制度环境，如建立抵押物估价的统一市场、放宽担保限制、建立和扩展居民个人信用体系等。但同时，在鼓励信贷性消费的过程中，一定注意把握好“度”的问题，既要鼓励，又要避免过度刺激。目前，我国还不能鼓励全民的信贷性消费，只能是循序渐进地对部分居民分层次、分步骤地进行鼓励。这样，才能既有效促进消费需求的增加，又最大限度地避免风险，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
在促进居民预期性消费方面，必须增加居民的利好预期，最大限度地减少利空预期。预期的形成取决于两个层面，一个是在宏观层面，即居民对未来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判断；另一个是在居民家庭层面，它包括的内容更广、更具体，例如有无失业的可能、退休之后能否有稳定的收入、养育子女费用是否提高等。简单来说，又可将全部预期分作“利好”和“利空”两种，如果居民预期利好，就会增加当期的消费；如果预期利空，就会减少当期的消费。
满足居民公共消费需求
问：启动居民公共消费需求具体该有哪些举措？
魏杰：居民公共消费是国家为改善居民的生存条件进行的支出，包括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支出。
第一，扩大医疗卫生方面的公共消费，提高政府财力在医疗卫生总费用中的支出比例。
第二，扩大教育支出刻不容缓。由于国家在文化教育领域投资不足，整个社会的文化教育消费水平下降了，很多家庭削减其他各种消费，节衣缩食，为孩子将来的教育攒钱，更是进一步压低了这些家庭在其他方面的消费需求。扩大教育支出关系到国家的长远发展动力，应当成为一个长期战略。
第三，应当加大社会保障事业的投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之内，建立起全民共享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应当将两亿多农民工尽快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为他们在城市的生活撑起保护伞。
第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必须考虑到产能过剩的问题。同时，政府不应该替代市场的作用，尽可能地减少公共投资的挤出效应，防止其成为与民争利的手段。